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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努啟則與斯大林是少年時代的知心朋友。三十年代中期，葉努啟則成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首腦，但此時的他，已經喪失了那些曾使他聞名全國的革命家的優秀品質，蛻變成一個典型的官僚，滿足於奢侈的生活和巨大的權勢。
有一次，我問葉努啟則的秘書（他是我的老朋友），他的上司最喜歡什麼。他回答說：
“啊，他呀，現在最喜歡同沙皇比生活，看自己哪一點還不如沙皇。”
說完這句話，我的朋友無可奈何地擺了擺手，眼裡閃現出調皮的目光。見我疑惑不解，便又補充說，他的上司是個“最優秀的農夫”。
我始終弄不懂，斯大林與葉努啟則之間深厚友誼的基礎何在，要知道，他們是兩個在各方面（甚至包括他們兩個的外表和儀態）都格格不入的人。葉努啟則是個典型的男子漢，身高體壯，頭髮淺灰，舉止彬彬有禮，給人好感。他與斯大林集團中其他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官癮很小。有件事我瞭解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二六年，斯大林打算把葉努啟則弄進政治局，可這個精於仕途的阿維爾卻說：“算啦，算啦，我反正不會撂擔子。你最好還是將這把交椅給拉扎爾（即卡岡諾維奇）坐吧，他可是老早就想得到它啦！”
斯大林同意了。他知道用不著以小恩小惠去籠絡阿維爾，對這個人可以絕對信賴，不需專門給以獎賞。據我所知，從那以後，即使政治局內有了空額，斯大林也沒再出現讓葉努啟則補位的想法，而是把這空額用作最迷人的誘餌，收買其他的覬覦者。
現在，當我對葉努啟則有了更深的瞭解之後，我則傾向於認為，他當初之所以謝絕進政治局，並不是缺乏抱負，而是因為他意識到：要在斯大林的政治局裡佔據一把交椅，就得變成一個心狠手毒和喪失原則的人。
而葉努啟則是個心慈手軟的人，他最愛替人排憂解難。許多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時能想起向他求助的人，都能如願以償。任何有關請求減輕處罰的申請，只要遞到了葉努啟則手中，中央執行委員會往往都會盡量予以滿足。被清洗者的家屬們都認為，葉努啟則是唯一可以幫助他們的高階官員。事實也確實如此，葉努啟則曾給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送過食品，還派過醫生去為他們或他們的子女治病。對這些事情，斯大林當然都知道，但既然問題涉及了葉努啟則，他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
在這方面，我也能算個證人，因為我的一次親身經歷很能說明葉努啟則的為人。那是一九三三年，我正在奧地利工作，家裡人也同我在一起。有一天，我們突然聽說葉努啟則來了，還帶著秘書和最好的醫生。他們一行人在馮·諾爾敦教授的醫院裡稍事逗留之後，便去了澤梅林格的下榻地：他們在該處一家最高階賓館裡包了許多房間。隔了幾天，我與妻子因事去維也納，在蘇聯大使館附近與他們邂逅。葉努啟則立即邀請我們一塊去澤梅林格度假。途中，路過一個小鎮時，正趕上鄉村集市。小鎮上熱鬧非凡，有傳統的旋轉木馬遊藝場，還有各種簡單的民間娛樂活動。我們也停下車來，欣賞這充滿生氣的場面。這時，一群身穿高加索民族服裝的哥薩克人，從離公路不遠的跳舞場向我們的轎車圍了過來。他們在葉努啟則前面跳起了高加索舞，手中的匕首玩得令人眼花繚亂。顯然，哥薩克們知道自己的觀眾是蘇聯政府官員，而且還是地道的高加索人。他們如此賣力地表演，無非是希望我們能慷慨解囊。果然，跳完舞后，一個人走近我們的汽車，氣喘噓噓地向我們伸出自己的高加索皮帽。葉努啟則當即摸出錢夾，往那皮帽中塞進一張一百先令的鈔票。然後，他又招手把跳舞的人全部請了過來，一人給了一百先令。當時，一百奧地利先令相當於十五美元——很可觀呀！
當我們繼續趕路時，葉努啟則的貼身警力對他說：
“阿維爾·薩夫隆諾維奇，這些哥薩克過去都是白匪呀！”
“那又怎麼樣？”葉努啟則嚷了起來，激動得臉都紅了。“他們也是人”
葉努啟則的這句話，給我印象極深，使我終生難忘。當然，對他這種揮金如土的作法，我並不讚賞。我心裡在想，為了他在這一分鐘裡扔出去的錢，國內一戶農莊莊員得整整勞動一年。此外，也只有他阿維爾才有權如此慷慨，若是換成其他任何人，都會因此丟掉黨票。
葉努啟則沒結過婚，自然也就談不上有孩子，儘管大自然把一個模範家長的全部品性都給了他。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溫情都傾注在周圍人身上，傾注在自己的好友的孩子們身上，甚至不惜購買貴重的禮物送給這些孩子。在斯大林的子女眼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