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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弄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的集中營去！
斯大林的無情鎮壓，確實使人民對他那強大的國家機器產生了恐懼感，卻撲滅不了人民心中的不滿。而這種不滿情緒，正是斯大林獨裁政權中最薄弱的一環。
世界上，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暴君都要千方百計轉移人民的不滿情緒，把自己的罪惡轉嫁到他人頭上。沙皇政府就曾煽動愚昧的百姓去仇恨“異族人”，把致使俄羅斯人民貧窮落後的罪過硬栽到那些“異族人”頭上。希特勒瘋狂地虐殺猶太人，也是出於這一緣故。而斯大林也有自己的替罪羊；長期以來，他總要製造各種有關“俄國資產階級的殘渣餘孽”的神話，讓專家學者們來替他承擔經濟失敗和國家無法擺脫貧困的罪責。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0 年公開審判的“沙赫特案件”和“工業黨案件”，就是斯大林企圖嫁禍於人所炮製的鬧劇。在這兩次審判中，一些優秀工程人員和著名學者被迫編造謊言，供認自己是如何按照那些早已流亡國外的資本家和銀行家的指令去破壞蘇維埃工業建設的。可惜的是，跟後來的一系列審判鬧劇一樣，斯大林在這兩次審判中也運氣不佳。例如，在審理“工業黨案件”時，一位主要被告，即享有盛名的熱工學家拉姆辛，向法庭詳細陳述了自己跑到國外去找原俄國大資本家裡亞布申斯基和維什涅格拉茨基接受反革命指令的情節。然而，當這一審判的有關材料正式見報之後，西方人士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在拉姆牽手接受“指令”之時，這兩個資本家已經死去多年。
一九三七年以前。斯大林似乎還打算讓黨內反對派領袖們來替他承擔震驚全國的經濟衰退和糧食緊缺（這是強行搞農業集體化的後果）的責任。然而，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剛剛結束，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屍骨未寒，斯大林就決心把上述責任強加到這個“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頭上了。
為此，他一改過去官方報刊的宣傳方針。人們都還記得，過去，當外國報刊報導蘇聯出現了大饑荒，工人受剝削和農民造反時，蘇聯報刊的反應是何等憤怒，不僅痛斥這些報導的作者，罵他們是最無恥的騙子，而且一再證明，在全世界，只有蘇聯才能讓勞動人民享受自由勞動的幸福，蘇聯人民的福利待遇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
當然，這些自欺欺人的話都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因為再高明的宣傳，都不可能讓長年捱餓的蘇聯工人和農民們相信，他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突然，從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決定公開承認許多曾被他矢口否認的事實了。他要向人民解釋，不是他領導的政府，而是反對派的領袖們造成了經濟困難和人民的痛苦。
斯大林知道，這種離奇的神話，如果由他本人或手下的宣傳家們散佈出來，人民群眾多半是不會相信的。可是，如果反對派領袖們能在法庭上親口承認這些罪責，詳細講述他們如何毀壞大量糧食，如何濫殺牲口，如何造成工業和商業上的混亂，那麼，人民恐怕就不得不相信了。
在法庭上交待反對派成員破壞農業生產的任務，交給了兩名被告人——米哈伊爾·切爾諾夫和瓦西里·沙朗戈維奇。斯大林之所以選中他們兩人，並非出於偶然：切爾諾夫在烏克蘭，沙朗戈維奇在白俄羅斯，曾給人民留下了可怕的記憶。奉斯大林立命前往烏克蘭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農業人民委員切爾諾夫。而且，一九二八年，他還根據中央命令，在那裡不折不扣地貫徹糧食徵收政策，為了奪走農民手中的糧食，甚至使用過武力和暴力。至於沙朗戈維奇，作為原白俄羅斯黨中央書記，他也同樣用恐怖手段在白俄羅斯農村推行過集體化運動。
這兩個人都不是老布林什維克，也沒參加過反對派。他們是國內戰爭結束之後才入黨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寧死後突擊提拔起來的多數幹部一樣，積極參加過對反對派成員的大規模圍剿，而且還頗有“建樹”。順帶一提，切爾諾夫還有一段值得他驕傲的歷史：同斯大林一樣，他也曾在神學學校裡念過書。
可見，斯大林的詭計在於：把那些曾替他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的高階助手推上被告席，命令他們去向法庭宣佈，他們實際上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幫兇，他們之所以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土地上為非作歹，完全是由布哈林和李可大唆使的，因為這兩個人密令他們煽起農民對斯大林制度的不滿。
切爾諾夫在法庭上供認，他和他為同黨曾“故意胡亂計劃播種面積，想方設法地減少國內可耕地數量，煽動農民的不滿情緒搗毀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讓致病的桿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