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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管怎麼說，黃來福都決定會盡早派出得力手下，早往廣東，福建等地尋找這些高產農作物，在廣東，福建找不到，最遠就到呂宋等地去尋找。早一天找到，就早一天是自己的福份，更是大明百姓的福份。
前景是美好和光明的，不過遠水解不了近渴，眼下最重要是先解決五寨堡軍戶們的吃飯問題。
對於北方的老百姓和九邊重鎮的將士們來說，這些年的天氣有點怪，不是大寒，就是大旱，這老天爺好象從不停歇似的。
今年是萬曆17年，還好，只不過是氣候有點反常罷了，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還是比較平淡的。
但在去年，也就是萬曆16年，可不得了，陝西，山西發生特大旱災。年春，豆麥反青灌漿季節，久旱無雨，加之狂風史刮，青幹無收，有收的亦才二、三成。六月至八月又亢旱無雨，所種秋苗，日曬風吹，俱各枯焦，秋糧絕收。
災區遍及西安、延安、慶陽三府及鳳翔、鞏昌二府的部分州縣。各地農民驚恐萬狀，扶老攜幼，逃到各地乞討度日。
而對這樣的嚴重災荒，萬曆帝不得不盡心賑災，一直忙到年底，才鬆了一口氣。
老實說，這種憂慮的日子，萬曆帝已經過了好多年了，從萬曆初年開始，這老天就明顯越來越有問題，不是南方水災，就是北方旱災。
各種頻繁災害的結果是，不但北方民眾衣食堪憂，九邊軍民問題也非常嚴重。明朝軍隊實行屯田制，明朝軍隊的重兵集中在九邊重鎮，而這九個邊鎮都在北方，常年頻繁發生大旱，導致屯田收成銳減，甚至有些年景還顆粒無收。
屯田不能自給，就需要明政府發給軍餉糧餉，加上長期的內外多事，致使軍費開支猛增。英宗時，每年支邊軍餉銀只數萬兩，到萬曆初期時，軍費已是高達８百多萬兩。萬曆二十年時，寧夏、朝鮮、播州三大徵，軍費支出達１４６０萬兩。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啟七年，前後１０年間對後金用兵，軍費達６０００多萬兩。
由於災情年年加重，加上戰爭不斷，到萬曆三十年，已是老庫將盡，京糧告竭，太倉無過歲之支，從古以來未有公私匱竭如今日之窮者。萬曆三十六年，給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視庫藏，發現者庫存銀只有８萬兩，外庫蕩然無存，而同時拖欠的軍餉已達１００餘萬兩。從萬曆三十八年到天啟七年，拖欠各邊鎮軍餉銀達九百六十多萬兩。
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到了極大的地步。到了萬曆末期，尤其是遼東危急之後，國家財政基本上已是無力迴天，導致了對後金戰事的失敗。
對於上面這些大局勢，五寨堡的軍戶們是不懂的，他們只知道，因為天災原因，五寨堡所屬的屯田已經好幾年沒什麼收成了。他們現在的生活，只能靠上面每年發下來的一點可憐的月糧度日罷了，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是頭。黃來福所見的五寨堡的軍戶生活只是當時九邊軍鎮軍戶們生活的一個縮影罷了。
惡劣反覆的氣候讓大明朝的北方軍民們不知所措，這老天爺是怎麼了？黃來福卻知道，這樣的悲慘的日子，將來還要過下去，並且是連綿幾十年，越到後面就越嚴重。
這就是史上有名的“小冰河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共有兩次，一次是在五胡亂華時期，一次就是在這明末時期。尤其是明朝末期1580年——1644年，氣溫驟然下降到了千年以來的最低點。
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三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1600年前後開始驟然加劇，崇禎一朝才達到災變的高峰。整個氣溫的回暖一直到明朝滅亡以後的1650年左右才恢復。
極度的酷寒使降雨區域普遍南移，這導致了明朝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並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同時鼠疫也開始蔓延，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爆發，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區，這直接導致了北京城的輕易被攻佔。
長時間和高密度的災害對於一個人口龐大的帝國來說是致命的打擊，明末河南商丘人鄭廉在《豫變紀略》一書中，對崇禎時河南全省災害，作了詳細的統計年表，閱後觸目驚心。
“崇禎3年旱。4年旱。5年大旱。6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7年夏旱蝗。8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9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10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11年大旱蝗，赤地千里。12年大旱蝗，沁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