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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宏觀調控；二是著眼於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按照探索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要求，對一些職能相近的部門進行整合。其中的核心內容就是所謂的“大部制”。當然，其效果如何，我們還將拭目以待。
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經驗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30年，可以總結出以下一些基本經驗：
1．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作了正確的界定，確認：政治體制改革是對原有體制進行完善，而不是對基本政治制度的全盤否定。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起步之初，鄧老就力主積極、穩妥。鄧老政治體制改革理論以克服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弊端為基本出發點，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改革是這一理論的宗旨。之所以提改革而不提革命，是因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13＇，而不是改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鄧老深刻地揭示了蘇聯式傳統社會主義的弊端。他認為，產生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體制的一些具體方面、一些具體制度不合理、不健全、不完善，而克服這些弊端的根本出路是積極穩妥的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鄧老一代中共領導人在論及政治體制改革時，開始曾使用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這樣的提法，也用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樣的提法。直到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的報告中，才正式使用“政治體制”這個概念。此後，黨和國家的檔案，鄧老等中共領導人的講話中就不再提“政治制度改革”，而統一提“政治體制改革”。把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區分開，就明確了：政治體制改革是克服原有體制的弊端，對原有體制進行完善，其目的是使原有制度更加鞏固，而不是要改變國家的根本制度。鄧老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他在1980年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和1986年所作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兩篇講話及其他一些報告、講話中，全面地論述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對這一改革的具體內容、目的、總體目標、指導原則、方法步驟等等都做了具體的規定，從而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指導方針。30年的政治體制改革，正是堅定地貫徹了當初對“改革”的這一定性，才取得了既克服了原有體制的若干弊端，又堅持並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效果。中國改革沒有出現蘇聯、東歐式結果，這是根本原因之一。
2．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法作了正確的規定，提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是漸進式地進行，而不能急於求成。
30年的政治體制改革，基本是遵循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外圍後核心，層層剝筍、逐步到位這樣的方式一步一步逐漸展開、不斷深入進行的。先急後緩：先解決當務之急。即：為改革開放的程序所提出非馬上解決不可，不解決就會影響發展總體程序的問題一定要立即解決，如干部年輕化、知識化，領導職務終身制，人民公社體制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改革開放就無法進行，所以必須立即解決。而別的那些相對來講不是那麼急的問題就可以先放一放；先易後難：在先急後緩的前提下，先解決容易解決的問題，後解決難度大的問題。比如，機構改革就比建立退休制度難，所以就先退休，後精簡機構精簡人；先外圍後核心：先解決遠離國體的問題，後解決與國體聯絡較緊密的問題。比如人大、政府體制先改革，黨內製度、政黨制度的改革可以後一步。決策體制、議事制度先改革，批評和監督體制的改革和完善可以後一步；層層剝筍、逐步到位：有些事情不一定一步完成，分成幾個階段完成比較好，這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顧問委員會的設立和撤銷。這種改革的策略不是全線出擊，而是重點突破，使我們能夠集中精力、紮紮實實、一個一個地真正解決問題，保證了整個改革穩定、有序、有效地進行。
3．牢牢把握改革的總體性、全域性性和整體目標的一致性。
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都是總體改革中的部分，都要服從而不能脫離整個改革的全域性，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一致。這就是鄧老在1986年指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14＇
在同一篇講話中，鄧老還講到：“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15＇這就提出了不同方面的改革的適應性問題，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適應性問題。適應性即是同步性，也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相互對稱，相互促成，相互依賴，相互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