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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王大媽，要和平，要呀麼要和平；小鴿子，真美麗，紅嘴巴，白肚皮；麥苗兒青來菜花兒黃，毛主席來到了咱農莊
早晨起來，人一個也不見了，桌上杯盤狼藉——敢情兒半夜還做了一頓飯吃。
她就是這麼一個快樂而又精力充沛的人。
可是竟得了癌症。
直腸癌，發現得也不算晚。在布拉格做了手術，大夫說手術很成功，但必須輔之以化療。
她瞭解化療的後果一一脫髮，浮腫。
她拒絕了。她不能接受自己以一個脫髮、浮腫的形象出現在親朋好友面前。可以死，但不能不美。
布拉格經常有國內各種神人出沒，練武的、算卦的應有盡有。其中有一位包醫百病的氣功大師，是從陝西省來的。學問深奧，功夫不凡，在病榻前為瓦哈洛娃發了兩次功，瓦哈洛娃自覺通體舒泰，病痛全無，真像換了一個人。她高興極了，決定就接受這位大師的氣功治療，讓可惡的化療見鬼去吧！可這位大師馬上就要回西安了，瓦哈洛娃毫不遲疑地跟隨他來到西安，繼續接氣。吳和對此頗有些憂慮，但看瓦哈洛娃如此執著，也就由她去了。這時小麗麗已經從查理大學法律系畢業，剛剛註冊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母親病重，只能關門陪護母親一同來到西安。
這位大師收費十分昂貴，好在瓦哈洛娃這些年也掙了不少錢。接了幾個月氣，病情日趨嚴重，已經不能行走，骨瘦如柴。當時我正在國內，曾專門前往探視，見她這般形狀，知道已快不起。但瓦哈洛娃還十分樂觀，問我生意近來如何，還說治好了病再去我的HOUSE唱歌。
我只能點頭稱是。
又過了些日子，我已經OK了回捷克的返程機票，突然接到小麗麗從西安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她母親已於昨夜病逝。由於都是早已料到的事，因此小麗麗也不是過分悲傷，只是通知我一下，說她和父親明日乘飛機到北京。
我趕緊給航空公司打電話，把我的機票延期。第二天一早趕到首都機場，接到了小麗麗父女，而快樂的瓦哈洛娃女士已經被拎在手提包裡。
我先陪他們去捷克駐北京大使館辦手續，因為瓦哈洛娃早已入了捷克籍，必須通知捷克使館。然後又跑到中國外交部領事司，通知他們捷克共和國公民瓦哈洛娃在西安逝世。中午12點半，我們才在餐廳裡就坐。
我為小麗麗點了大蝦，我知道她非常喜歡吃蝦。吳和只點了雞腿和一個素菜，別看他懂古漢語，但在吃的方面遠不如他的女兒有中國味兒。小麗麗特別能喝酒，我問她喜歡喝什麼酒，她說五糧液非常好。於是又要了一瓶五糧液，大家便吃喝起來。
我不知怎麼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們在一起時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貪黑地在外面掙錢，華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領袖，也有稱她為溫妮…；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剛剛在布拉格黃金地段買了一座GardenHouse，在此之前她已經買了兩處公寓了。沒有瓦哈洛娃，吳和和小麗麗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潤。
望著沒有一點憂傷、又吃又喝、談笑風生的父女倆，我心裡突然沉重起來。
吳霞精明幹練，小玉雖然有點兒懶，但人老實。大包兒滾不成以後，兩人在布拉格從練攤兒開始，一步一個腳印兒地往前走，還真賺了不少錢。按說不錯了，但吳霞心高。她不甘心永遠批別人的貨靠拼縫兒掙錢，她日夜都想自己過大貨當老闆賺大錢。以前沒錢，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錢了，她就琢磨著付諸行動。
她瞅準了最能賺錢的皮夾克。
捷克人都愛穿皮夾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為捷克並沒有太熱的時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涼。中國人發皮夾克的並不多，原因是貨值太高。一個20尺小貨櫃裝5000件皮夾克，再便宜也得有100萬人民幣的本錢。可話又說回來，掙錢也掙得邪虎：批發價每件至少得在1200克郎，正好也賺100萬人民幣。
吳霞想：要做就做大的，本錢多，可利潤還大呢！她算算這幾年辛辛苦苦賺來的錢，也有差不多七八萬美金了。她就把這想法兒跟小玉說了，小玉說咱倆的事從來還不是你當家？你看著好就做吧。可有一條，你還差不少錢呢，怎麼弄？
吳霞說錢我想辦法。
她飛回北京。
也不用往遠走，北京郊區就住著一幫一幫的浙江農民，盡是縫製皮衣的，北京人乾脆就叫他們“浙皮子”，把他們聚居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