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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漢堡一所中學的校長，太太去世了，想找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女子攜手人生。年齡當然已經不小了，但財產也頗為可觀。先不說校長的年薪——千萬不要同中國的校長比——就說校長在漢堡的豪宅——一座三層的大HOUSE，就值幾百萬馬克。汪虹已經和校長通了幾次電話，校長十分滿意，當即寄來了邀請書和經濟擔保，請汪虹在12月份去德國見面，共渡聖誕和新年。我提醒她一定要準確地找到校長的家，不要重蹈在荷蘭的覆轍。她笑著說這回保證萬無一失，因為我不但有他家的詳細地址，而且——她笑不可支——我大姑也害怕我再鬧荷蘭那樣的笑話，決定親自押運我到漢堡。
我放心了。我對汪虹說，那你就站好最後一班崗吧。汪虹說那沒問題，只是這最後一班崗怎麼改到妓院裡站了？我嚴肅地批評她，戰士還能自己挑選在哪兒站崗嗎？少奇同志當年和時傳祥說的話忘記啦？我是國家主席，你是掏糞工人，我們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在為人民服務。領導同志去嫖妓，你去做翻譯，也只是分工不同。
汪虹笑了，說你就貧吧。
忙裡偷閒，瓦哈洛虹去德國駐捷克大使館簽證。校長的邀請書和經濟擔保真管用，二話不說就給簽了。兩人定好了啟程的日子，三天後乘火車去漢堡。
晚上，我和汪虹陪副總經理二人從夜總會回來。人困馬乏，趕緊休息。凌晨四點，我們又前往距布拉格有一百公里的一座小城考察市場。去的路上那位翻譯就鬧著要開車，我說天太黑，而且有小雨，等回來時再說吧。
到了小城已經天亮，市場剛剛開。副總經理看了看商品價格和銷售情況，又在小城四處轉了轉，見遠沒有脫衣舞有意思，便說回吧。
上了車，翻譯又說要開。我說等等，等我上了歐洲四號公路你再開。不多久上了四號公路，我停下車，說你開吧。
翻譯喜滋滋地坐在駕駛座上，汪虹說你行嗎？他驕傲地一笑，說有本兒。我也真困了，便仰在後座上打盹兒。
也就十分八分吧，聽得汪虹尖叫：“呀！呀！你往哪兒開！”睜眼一看，汽車正向路邊的一棵樹衝去。也就是一瞬間的工夫，汽車撞到樹上又翻進溝裡。我眼一黑，登時昏了過去。
真得感謝捷克完善的醫療救治系統，我們在第一時間被救護車送往最近的醫院，而醫院在救護車未到之前已經就做好了各種準備工作。救護車一到，我們就被抬到各個處置室，進行詳細的檢查和搶救。
四個人中汪虹的傷最重：第七頸椎骨裂；副總經理其次，雙耳根被深度撕裂，手臂骨折，並疑為顱內出血；我排第三，胳膊吊起來了，前額的皮撕開遮住了眼睛，縫了十幾針。
肇事的翻譯沒受一點傷。
捷克科學院的一位院士親自為汪虹主刀，從她身上取下一塊骨頭，劈成片兒，塞進裂開的頸椎裡，再用不鏽鋼釘固定。
在她住院期間，副總經理帶著翻譯逃之夭夭。
她不可能去漢堡了，在床上躺了兩個月後，戴著堅硬的塑膠頸套，步履維艱地經赫爾辛基回國。
神采飄逸，精力十足的瓦哈洛娃天天早出晚歸。我曾認為是喜歡安靜的吳和嫌她在家鬧得慌，因此天一亮就請她出門，不到晚上不許回來。我確實在中午的麥當勞看見過她，一個人飛快地吃著炸薯條和漢堡包。我對汪虹說，你大姑就像一隻玩具狗，每天早晨你大姑夫擰緊發條往門外一放，她就自己玩兒去了。等晚上回來，發條早沒勁兒了，安安生生睡覺。汪虹說你這是汙衊。
中秋節的晚上，瓦哈洛娃給我打電話，說要到我這裡來玩兒，還說有月餅送給我。我知道她又想瘋一夜，捷克人喜歡安靜，我這兒是一獨立的大HOUSE，擾不著四鄰。我說你來吧。
她來了，帶了一包月餅和兩個中國朋友。我也懶得聽她介紹，就切月餅吃。汪虹從冰箱裡拿出啤酒，又找了幾袋花生米、杏仁之類的東西下酒。
幾杯過後，瓦哈洛娃說咱們唱歌兒吧？大家都響應，說你先唱你先唱。瓦哈洛娃也不推辭，清清嗓子便唱了起來——
“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雲喲。
月亮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喲”
“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靜悄悄。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
唱起那動人的歌謠”
半夜了，我沒精神陪她，便自己去睡覺了。可怎麼能睡得著？瓦哈洛娃把50年代的流行歌曲幾乎挨個兒唱了一遍！解放區的天是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