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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處女膜。你不想讀報，離經叛道的文章滿版皆是，而角落和中縫又全部是廣告，宣佈可以五分鐘隆胸和一針治癒性病。你不敢看電視，冷不防就會有一個嬌媚的女子抱著一個美男出現在煽情電視劇的縫隙裡，坦蕩地說‘匯仁腎寶他好我也好’。你心跳有時快有時慢，血壓有時高有時低，你形容枯槁，你滿眼茫然。”
“這是個沒有思想的傻瓜，我不同，我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人應該是什麼樣的生活呢？”她問。
“你原來要有思想的生活，早說呀！我給你舉兩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做例子。他們是一男一女，男的叫遇羅克，北京人；女的叫張志新，東北人。張志新可真漂亮，東方美人。他們愛讀書愛思考，結果”
我講述了這兩位思想家的悲慘結局。
她忍受不了這種恐怖，急忙說：“這三種生活方式我都不要，你們也不能強加給我，因為我出國了，甚至入了捷克籍。我也不叫汪如珍，我是瓦哈洛娃。”
我一笑，“你害怕了？”
如果沒有1968年蘇軍侵捷、扼殺布拉格之春這件事的話，瓦哈洛娃的一生可以說是無可挑剔的。
古羅馬喜劇作家泰倫底烏斯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無不具有。”馬克思極為喜歡這句話，回答女兒的提問時，把它列入自己最喜愛的格言之列。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馬克思這段著名的答女兒問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這句話指出，不管人達到怎樣高的理性發展階段，不管他是怎樣傑出的人，他仍然是人，始終是人，因而必定帶著人所固有的一切弱點。
當蘇軍的坦克為了挽救社會主義而隆隆開進布拉格的時侯，當廣大的學生、工人、市民自發地聚集在各個交通要道堵截軍車的時候，當捷共第一書記、改革派領袖杜布切克及其戰友被戴上手銬押往蘇聯的時候，當大批知識分子逃離捷克的時候，當青年學生“楊”在瓦茨拉夫廣場用自焚來表示最強烈的抗議的時候，吳和權衡再三，選擇了在政治上和新的捷共中央保持一致。
他當然受到了重用。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20年後，捷共成為東歐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理性的、非暴力的“天鵝絨革命”改變了一切。
吳和雖然沒有受到嚴厲的追究，但他失去了原來的職位——他和瓦哈洛娃都成了靠領退休金過活的老人。
汪虹來了，我們的集裝箱也接二連三地到了。那時瓦哈洛娃為我們另找了一處房子，三室一廳，離市中心很近，在布拉格三區。汪虹藉助瓦哈洛娃的關係，找來了很多客戶，那一陣子真是購銷兩旺，我們成天喜洋洋的。日子過得緊張、無序，但快樂。我們三個人各忙一攤兒，有時連早飯也顧不上吃便出門奔波。每逢這時我就買一大串香蕉扔在車裡，餓了就剝一根吃。中午大家都回來了，餘陽在廚房主勺，汪虹打下手兼進行英語會話，我躺在客廳沙發裡養神兒。經常有這樣的情況：飯剛吃了一半兒，甚至剛剛端上桌，電話來了，客戶要貨，放下碗就得走。晚上對我們來說是最輕鬆的時候，吃罷飯，喝過茶，如果有興致的話就開車出去玩兒——去酒吧喝酒，去夜總會看錶演，或者去卡西諾試試運氣，寫意得很。
有一天我回來得早，他們倆都不在。有些無聊，便去汪虹屋裡想找本書看。隨手翻開一本捷克語教材——她正在努力學捷語——見裡面夾著一張寫著中文的紙，原來是汪虹的姐夫寫給她的便條。
汪虹：
我今天就要去德國了，把賬跟你清一下。
1，你去荷比盧德法時留下的20件砂洗襯衣我已經賣掉，是220克郎一件賣的。扣除你的成本2000克郎，共得利潤2400克郎。按我們事先的約定，我拿走1200克郎。
2，電話費單已到，共2870克郎。電話我打的比你大概略多一些，因此我們按55％對45％這樣的比例分攤，你應該交12915克郎。扣除你的應得利潤1200克郎，你仍欠我91。5克郎。
3，房東來收房租，三個月共1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個半月，按分攤原則，我應交納3750克郎，替你交了11250克郎。
4，你共欠我11341。5克郎，請你按今天的牌價27：1付給我美元，我要給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體，我們都非常惦記你。
姐夫
1993年10月23日
我想起當初汪虹聽到我說不收房錢飯錢時的驚愕表情。
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