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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汪虹和餘陽一個切菜，一個剝蔥，一個刷鍋，一個洗碗，樂樂呵呵，親親熱熱的樣子，我只有用李敖的四句詩來解嘲——
老夫古怪，
小姐海派。
去他的吧，
大爺不愛！
幾天過去了，她對我們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這裡的“我們”主要應該是我，對餘陽，她已經足夠了解了。多年以後，我們回憶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說：“和餘陽在一起真好。”
無限神往之狀溢於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車要為她開車門，吃飯要為她佈菜，所有的活兒都替她做——包括熨褲子。
能不“真好”嗎？
我笑話餘陽，餘陽一撇嘴，說你懂什麼呀？這叫“真他媽。”
慢慢地，她也跟我話多起來。她認為我雖然長得凶神惡煞，其實並不可怕；雖然言語刻薄，心地還算好；雖然不像餘陽那樣“真他媽”，但是挺仗義。
重要的是：我是老闆。
一天夜裡，已經11點多了，一位先生打來電話說要找汪虹。電話就在我床頭，我便躺在被窩裡喊她。
她來了，穿著睡衣，說聲謝謝，便拿起了電話。
談話不夠愉快。
大致可以聽出是對方在向她索債，她不停地解釋，對方仍然不依不饒。最後她煩了，也因為我在旁邊，有點窘。說：“我這不剛從荷蘭回來嘛，這樣吧，我手裡還有些荷蘭盾，明天換了美元一準兒給你。別煩了好不好？這麼晚了，不要打擾人家睡覺。”
扔下了電話。
卻不走，怔怔地站著。
我問：“出什麼事兒啦？”
她搖搖頭。
“欠誰的錢？這麼逼債。”
她遲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便問：“欠他多少錢，我來幫你還吧？”
她吃驚地看著我，慌忙說：“不用不用，謝了，Goodevening。”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著個鼓鼓囊囊的大塑膠袋，領著個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來了。她介紹說這是她姐夫。原來，她把昨天夜裡逼債那主兒給領來了。
那爺們兒一口天津話，嘛嘛的，聽著特煩。
我們吃過飯了，餘陽便問汪虹吃了嗎？汪虹那時已經跟餘陽熟到一點客氣都不用講的程度了，說沒吃，跑了一下午，要餓死了。
餘陽問：“蛋炒飯行嗎？放點國內帶來的臘腸，再弄一個榨菜肉絲湯。”
汪虹說：“好的好的，拜託你快一點。”
餘陽說：“快得很，你先給姐夫沏一杯茶——我床頭有鐵觀音。”說罷，紮起圍裙便丁丁當當弄了起來。
餘陽平素小氣得很，帶了點四川臘腸，我們都很少吃。那罐兒鐵觀音更是當寶貝似的供在床頭，我從來沒喝過——我也沒見他喝過。這回倒好，全拿出來孝敬姐夫了。
那爺們兒連吃了三大碗，打著臘腸嗝走了。
汪虹把大袋子放到桌上，開啟，原來是一袋子水果。有葡萄，有香蕉，還有獼猴桃。
“來，餘陽田力，吃水果。”她說。
餘陽興致勃勃地挑了個獼猴桃，一邊剝皮兒一邊問：“發財啦？”
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剎那，陰雲又佈滿了臉。“到哪兒發財去？我們要分別了——我大姑給我找了個工作，去給一個北京老闆打工，明兒一早就得去。”
“給多少錢呀？”餘陽問。
“一千美元一個月，包吃包住。”汪虹說。
“行呀！”餘陽兩眼放光，“工資不低呀。”
“我不願意去。”她幽幽地說。
第二天一早，我們開車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區，一座挺大的HOUSE，還有一個挺大的花園。
我在門口停下車，對汪虹說：“有事兒就打電話。”
汪虹說：“那沒事兒呢？”
我笑了，“沒事兒當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見。”她伸出手來。
餘陽已經下了車，殷勤地幫她拎著東西，倆人一塊兒走了進去。
回去的路上，餘陽一句話也不說了。
汪虹打過幾個電話來，沒事兒，都是閒聊。說她一點也不忙，就是平時接接電話，客戶來了做做翻譯什麼的。
我說那不挺好嗎？
她說好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