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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一定挺豐富的。她搖搖頭，說沒人知道她的來歷，她也不是青田人，好像是溫州人，或者是聞城人，要不就是酈水人。然後她忽閃著大眼睛，一臉壞笑地問：
“想傍她？”
在國內呆了半年，回到布拉格的當天夜裡便去了卡西諾。不是那麼想賭，是想見見同胞們，瞭解一下布拉格的近況。
賭場照樣人很多，照樣是中國人在撐著檯面兒。但是小分隊卻不見了，一連幾天都沒有蹤影。代替她們的是一些新來的青田小姐，依然用一口誰都聽不懂的方言在嘰嘰喳喳地吵鬧說笑。我問她們小分隊去哪兒了？她們茫然地搖頭。我說出了名字，她們仍搖頭，說從來沒聽說過這些人。
我大惑。
終於有一天碰到了那位手氣背到死的北京賭客，我急忙問他是否知道小分隊的下落？他說他知道一些，但也不是很清楚。吳春英聽說去了荷蘭，做了專業蛇頭。羅麗華吸毒上了癮，窮途潦倒在布加迪斯拉發。葉蘭又傍上了一個老闆，好像去了匈牙利。
“沈香妹呢？最漂亮的那個？”我問。
“最倒黴的就是她了——被引渡回國了，有人說是殺人案，也有人說是詐騙案，具體不清楚。”
我想起她對我說過的話來——
“你不知道我的地方還多著呢，知道了嚇死你！你信不信？”
“小心點，我是一枝紅罌粟，別光看見美麗，毒死你！”
發牌小姐也換了新人，依然豐滿、高大、漂亮，她用英語問我半年前那位發牌小姐問過的問題，我粗暴地說：
“Shutup！”
第二十九章 邂逅
認真說起來，她才是我在布拉格認識的第一位中國女人。只不過我們僅相識兩天也僅見了兩次面之後就分別了。三年之後再度相逢，她已經不願再提起我們最初的相識了。
1993年6月14日，我的日記裡記載著這件事。那是我剛到布拉格的第三天，我沒有語言，也看不懂地圖，每天出來只是買一張電車票，登上不管哪一路有軌電車，隨它載我到什麼地方。在任何一站都不下車，沿途看景兒。
我的家門口就有電車站，許多路電車都從這裡經過。
這天早晨，我看著站牌上寫著的車次——9路車我已經從起點到終點六次了，這路電車幾乎穿越了整個布拉格：3路車我也往返四次了，這路車經過許多巍峨的教堂和古城堡。只有這11路電車我還沒乘過，於是便上了11路電車。
走了大約四站，我忽然看見電車站旁有三個中國人在練攤兒，兩男一女。兩個男的瘦瘦小小，那女的卻亮麗打眼，漂亮不說，個子高高的，腿也長。我正想下車，車已經開了，索性坐到終點又折了回來。
我先走到兩位小個子男士的攤位前，問：“是中國人嗎？”
兩個小個子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嘴裡也不知嘰嘰呱呱在講啥。旁邊那女子笑了，說：“他們是越南人。”
我也笑了，說：“我說怎麼聽不懂呢。”便來到這位漂亮小姐的攤位前。
“先生想買點什麼？”
“什麼都不買，就看看。我剛來，看什麼都新鮮。”我說。
“我也剛來。大哥是北方人吧？”
“對，你是南方人。”
“我是江蘇人，大哥看得準。我跟你走吧大哥，幫你洗衣做飯，幹什麼都行呀，好嗎？”她急切地說。
我吃了一驚。
她見我有些疑惑，又說：“大哥，我不是壞女人，你看我像壞女人嗎？出國前我是地區歌舞團跳獨舞的。”
她那婀娜的身段和頎長的雙腿以及舉手投足間的氣質證實了這一點。
“那你怎麼跑這兒來了？”我問。
“嗨，和老公吵架了，吵得挺厲害，我就跑出來，正好碰上個辦人的，就這麼來了。”
她所說的‘辦人的’，和蛇頭有很大的區別。蛇頭全部是偷渡，而辦人卻是合法簽證。所謂辦人，其實就是賣邀請書。那幾年，中國人想出去的海了去了，想打工的、想移民的、想探親的五花八門，可有一條——沒邀請書你辦不下來護照，也籤不了證。當時專門有一些早一步出去的回國做這類生意，而且明碼標價：浙江、福建籍，每張邀請書五千美金；上海、東北籍，四千美金；北京和北方各省的，兩千美金。後來幹這行的人多了起來，價格也開始往下掉，最低曾掉到四百美金。現在一切都正規化了，“辦人的”成了堂而皇之的中介機構。
“那你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