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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擺出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２月８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５萬元。
汪精衛同時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隊不支援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於孤掌難鳴的困境。汪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制日軍，並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３月６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發表停戰佈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變宣告結束。
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各路軍隊儲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的想法。汪精衛看到沒有蔣介石出面國民政府就無法統領軍隊的窘境，只好提出讓蔣介石復出領導軍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蔣介石復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後的國民政府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由於上海為各國列強的利益所在，在列強們的調停下，中日開始進行和平談判，汪精衛派外交次長郭泰棋和日本談判，雙方於５月５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但停戰協議的訊息傳出後，卻在中國的民眾中間引起了憤怒，上海的憤怒民眾把郭泰棋責罵為賣國賊並將其打傷。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衛率領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乾等去北平會見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共同調查日軍佔領東北三省問題。汪精衛在北平時找當時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商談東北問題和對日方針，張學良卻一直稱病不見，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遊船，使汪精衛深感氣憤。７月１７日，日軍在熱河發起了新的軍事進攻，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表通電，命令張學良立即出兵熱河，收復失地。張學良卻聲稱汪精衛無權過問軍事，出兵要有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念及張學良過去幫他打贏中原大戰，也有意偏袒張學良的不抵抗行動。在此情況下，汪精衛只好宣佈辭職，前往歐洲養病。汪精衛在臨行時電告張學良，指責他“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裡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最後要求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精衛出國後，日軍於１９３３年１月進攻山海關，２月中旬又佔領承德。熱河省的大片領土再次淪陷，震動了全國，國民黨內部再次出現請汪精衛歸國主持抗戰的呼聲。汪精衛則提出條件說：他回國主政的前提必須是張學良辭職，以平民憤。此時蔣介石也無法袒護張學良，３月９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保定會晤，蔣介石說服張學良辭職出國考察。３月１０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辭職，汪精衛則於３月底回南京復職。
汪精衛在復職後一方面批評張學良的避戰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釋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像張學良這些東北軍畏敵如虎，敵必日益驕橫。今後軍隊再不抵抗勢必影響對日外交。須知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抵抗愈得力，則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這次汪精衛復職後，改變了他以前的主戰態度，變成了主和派。此後汪精衛開始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蔣介石也積極支援汪精衛的和平計劃。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准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預設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佔領。
《塘沽協定》公佈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准的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當時的一份報紙這樣寫到：“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頌揚的話，那麼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之後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之名，豈得為過。”
面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找汪精衛說：“簽了這個協定，先生遭到各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