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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九一八”事變，也使國民黨內部燃起了停止內鬥，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惟願諸同志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只顧內爭，不恤國難。”蔣介石邀請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這國民黨“三巨頭”，在上海舉行了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併，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胡漢民提出兩政府聯合的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結寬容”，在削減蔣介石權力的情況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和平會議最後決定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各自的中央委員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透過了恢復汪精衛、陳公博等４８１人黨籍的議案。廣州政府的“四大”則於１１月１８日在廣州召開，由於各派爭吵不休，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二百餘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開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四屆一全會，此時蔣介石由於鎮壓學生的“珍珠橋事件”受到各方的強烈反對，被迫再次宣佈下野。
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的人馬組成，蔣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顯劣勢。不過為了搞好團結，汪精衛和胡漢民也沒有在政府中擔任職務。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但不負實際責任，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府的實際領導，陸海空軍總司令則暫缺。蔣介石雖然下野，卻有一隻忠於他的私家軍，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別人根本指揮不動這隻軍隊。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最有實力的實權者。
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開始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入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麼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
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就在此時，又爆發了讓孫科難於應付的上海事變。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高階軍官委託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僱傭中國無賴所幹。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遊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在此情況下，日方向國民政府提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國政府道歉、賠償、懲罰作案者和取締解散上海的民間反日團體。
由於孫科政府猶豫不決拿不出對策，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限期要求”為由，於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強行進入中國管區，和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發生了激戰。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上海事變的戰鬥打響後，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汪精衛出馬，自己於１月２５日辭職。新國民政府於１月２８日成立，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臺後，立即宣佈遷都洛陽，積極抗戰，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