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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擔任。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預設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精衛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汪精衛在解釋為什麼簽訂《塘沽協定》時說：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麼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象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洩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麼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以上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即使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但如果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區域性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歷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制範圍只限於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制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復渠，山西省：閻錫山。日軍佔領東北以後，華北的軍閥們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願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制力。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願意投靠日本人，也不願意完全投靠蔣介石，於是出現搞一個“華北自治系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願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面衝突，於是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於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後，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復中日關係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復中日關係的倡議表示響應。２月１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具有誠意”；２月２２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釋出禁止“抵制日貨”等排日活動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佔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１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於８月８日發電給南京政府，提出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支援汪精衛的鐵道部長顧孟餘、陳公博等人也跟著辭了職。
汪精衛在位時承擔著“賣國”的主責，使蔣介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汪精衛的辭職，將使蔣介石不得不陷入單獨承擔“賣國”責任的困境。所以蔣介石這次一反常態，表示“絕對支援”汪精衛，並派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留任，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衛則提出了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