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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教育下，相信中國的貧窮落後皆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掠奪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為“侵略者”的外國人，自發地發起了殺戮外國人的事件。也有人認為南京事件是蘇聯的陰謀：由於當時蔣介石反共的跡象已經比較明顯，蘇聯顧問密令在蔣介石軍隊中的共產黨員挑動士兵殺戮外國人，這樣就使蔣介石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敵對化，從而斷絕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後路。但蘇聯人的計謀卻起了反作用，不但沒有阻止蔣介石投靠西方國家，反而促成了蔣介石徹底反共的決心。
蔣介石在１９２７年９月末到１１月初的訪日期間，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政府要人進行了多次密談。日方要求蔣介石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履行孫中山以前的諾言（據說孫中山以前曾以滿蒙的特殊權益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交換條件），蔣介石則要求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援國民黨統一中國。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援反共反蘇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認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政府，並保證向蔣介石提供一筆鉅額借款。蔣介石則表示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堅決反共到底。蔣介石訪日期間還與美國駐日本的特使進行了會談，得到了美國支援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許諾，而蔣介石則許諾保障美國在中國的一切權益。蔣介石利用“下野”進行的外交活動，取得了日美等列強的政治經濟支援，大大增加了他在國民黨中的政治資本。
蔣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給汪精衛拍電報“負荊請罪”，畢竟汪精衛在黨內有相當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衛的諒解才能順利復職。蔣介石在電報中說：“此後黨國重任，惟兄是賴。凡能於黨國有益，則弟必盡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圖，不渝始終，以盡區區之意。若兄能來滬晤商一切，勝幸焉”汪精衛見蔣介石有誠意，就於１１月１６日乘船赴上海和蔣介石談判國民黨各派的聯合問題。沒有想到汪精衛一離開廣州，張發奎等人就發動了一場倒桂政變，將桂系在廣州的部隊繳械，爾後張發奎指揮的粵軍在梧州一帶和桂軍相持。共產黨人則乘廣州城內空虛之機，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於１２月１１日發動了廣州暴動。
共產黨的起義部隊自稱“紅軍”，和回師鎮壓暴動的張發奎第四軍發生了激戰，使廣州遭到了極大的損害。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共產黨此次暴動，可說是毫無理性，燒殺之慘，實無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繫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張發奎等人以共黨在後方搗亂，破壞其統一兩廣的大計，憤恨之餘，遂也恣意殺戮。下令凡見頸系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四軍，只知有紅巾亦死，沒有紅巾亦死。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神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燬。
廣州暴動之後，全國譁然，一片聲討之聲。張發奎等人見眾怒難犯，均宣佈辭職前往香港。而蔣介石派、西山會議派、以及桂系軍人派則藉機攻擊汪精衛，他們說汪精衛和張發奎等人勾結共產黨，蓄意製造了焚殺廣州事件，甚至有人說汪精衛本人就是共產主義分子，一時間搞得汪精衛說不清辯不明。南京的特委會要求查辦汪精衛，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幫頭目杜月笙下綁票暗殺汪精衛。後來雖然查明廣州事件和汪精衛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汪精衛作為廣州地區的政府首腦難以逃避責任，於是汪精衛１２月１６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宣告，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汪精衛前往法國臨行之前，陳公博前來送行。汪精衛勸陳公博也一起去法國，陳公博卻提出相反意見，陳公博說：“我總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國。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卻走了。四中全會快召開了，李宗仁、胡漢民都離開了，擁護汪先生的人不是沒有。憑汪先生的資歷和威望，還擔心選不上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說：“蔣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邊合作？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我的辦事原則。與其受人之羈縻，不如離去。”陳公博說：“我的想法與汪先生不同。合則留，不合則去，雖然有古君子之風，但我認為每個國民對國家都有一份責任。我的處世原則是：合則留，不合則打，打不過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險，但我要作一個鬥士，上海就是我的鬥場。我手下沒有兵，但我手中有筆，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蔣介石展開理論上的戰鬥！”
汪精衛走後，陳公博聯合國民黨內的一批反蔣民主人士組成了“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在上海辦雜誌和蔣介石進行理論上的鬥爭，汪精衛則成為改組派的精神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