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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套房間——剛剛收到了我的信。
唉！當我突然走進客廳時（我沒有事先通知外祖母），一眼看見的正是這個幽靈。外祖母正在看書。我站在客廳裡（更確切地說，我還沒有進入客廳，因為她還沒發現我），我看見她在沉思，在思考一些從沒有在我面前暴『露』過的問題，彷彿在偷偷地做一件針線活兒，有人進來，她就會立即把它藏起。只有我一個見證人，只有我一個旁觀者，我一身旅行裝束，我是外人，是攝影師，來給今生再也見不到的地方拍張照片——這是一種特權，儘管轉眼就會消失，但在我們回到家的一剎那間，能意外地看到我們不在家時的情景。在我突然看見我外祖母的一瞬間，我的眼睛確實象照相機那樣攝下了一張照片。我們看見親愛的人從來都要經過纏綿的溫情加工，在溫情永恆的運動中加工，不等親人的臉孔在我們腦海中留下形象，溫情先把形象捲進漩渦，使它同我們頭腦中的一貫印象粘在一起，合二為一。既然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的前額和臉頰反映了她思想深處最經常、最細膩的感情，既然每一個習慣的目光都有一種魅力，每一張心愛的臉孔都是過去的鏡子，我又怎麼能看見我外祖母那日益變得遲鈍而衰老的形象呢？何況我們的眼睛反應我們的思想，在生活中即使是最無關緊要的場面，我們的眼睛也會象一出古典悲劇那樣，對那些與劇情無關的東西不屑一顧，只保留能使劇情變得明白易懂的形象。但是，如果我們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個純物質的東西，用一架照相機去看東西，那麼，比如說，我們在法蘭西研究院的院子裡看見的，就不是一個院士正在走出院子去叫出租馬車，而是這個院士因怕摔交而小心翼翼、搖搖晃晃走路的樣子，是他摔倒時的拋物線，彷彿他喝醉了，或是地上結著一層薄冰。同樣，如果老天爺偶爾和我們開一次殘酷的玩笑，使我們靈活而虔誠的溫情沒有及時把絕對不能讓我們看見的東西隱蔽起來，而是讓我們的眼睛第一個趕到現場，自由地行動，象照相機那樣機械地工作，這時，我們看見的將不是那個被我們的溫情每天無數次地披上一件珍貴而虛假的外衣的熟悉形象，而是一個死亡才會顯示的身影。其實，如果不是溫情千方百計加以阻撓，我們早就應該看到這個身影了。對我來說，外祖母還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從來都是透過自己的心靈，透過一個個大同小異、互相重疊的透明回憶來看見她的。她總是過去某一時期的她。一個久不照鏡子，平時僅僅根據理想的形象想象自己的臉孔是什麼樣子的病人，當在一面鏡子中猛然看見自己真實的形象，看見一張乾枯而淒涼的臉孔上高高聳起一個埃及金字塔式的粉紅大鼻子時會嚇得後退一步，我就象這個病人，當我在我們的客廳裡，在這個屬於一個新世界的、一個時間的世界的、一個生活著“隨時間而變老”的陌生人的世界的客廳裡，突然看見一個意氣消沉的陌生老嫗坐在沙發上，在昏暗而沉悶的紅『色』燈光下讀一本書，滿腹心事，滿臉病容，一雙有點失常的眼睛在書上來回移動，這時，我才第一次看見我外祖母這種精疲力竭、老態龍鍾的真實形象，但僅僅在片刻之間，因為這個形象轉眼就消失了。
那一次，我向聖盧提出想去看德…蓋爾芒特夫人珍藏的埃爾斯蒂爾的畫時，他對我說：“我擔保她會答應的。”不幸的是，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看來，擔保的是他，而不是她自己。我們的頭腦對別人會產生各種印象，當我們任意運用這些印象時，就不假思索地擔保別人會答應。當然，即便在這個時候，我們也會考慮到因別人的『性』格和我們的不同而造成的一些困難，我們會想出這樣或那樣的辦法，或誘之以利，或服之以理，或動之以情，向人們施加有力影響，認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會提出相反的意見。但是，別人同我們『性』格上的差異，仍然是我們的主觀想象；這些困難靠我們排除；採取什麼有效的措施，要靠我們決定。有些行動，我們在想象中讓另一個人做過一百遍，可以說得心應手了，可是真要讓這個人幹起來，就大不相同。我們會遇到一些意外的、也許是不可克服的阻力。最大的阻力莫過於一個單相思的男人在一個不愛他的女人身上引起的反感了。這種反感散發出一種難以消除的惡臭：在聖盧沒有來巴黎的漫長的幾個星期內，他舅媽一次也沒有邀請我到她家去看埃爾斯蒂爾的畫，但我肯定聖盧給她寫過信。
在這幢房子裡還有一個人對我也很冷淡。他就是絮比安。他是不是認為我從東錫埃爾歸來時，應該先去向他請安，然後再回家？我母親說不是這個原因，叫我不必大驚小怪。弗朗索瓦絲對她說過，絮比安就是這個脾氣，會無緣無故地突然不高興，但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