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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感受著並不為他人所注意的空氣中的氣息
同樣是這超乎尋常人的嗅覺,把孫隆龍的目光,引導到了臥室的床底下——
一塊質地高階的金橙色提花厚羊毛毯子,似乎是被不負責任的傭人匆匆摺疊了一下,胡亂地塞在了裡面
當秋姍回到上海的時候,加上漫長的海上航行,將近五十天的時間過去了。
她在東京開始還算是順利的,似乎要歸功於日本人那一絲不苟的國民性格。她到退休老助產士白木阿姨過去的老住址,發現原來的舊木造小房子,早已經變成了一棟四層的水泥商住樓。
她只好來到當地的區役所戶籍管理部門,請求那位沒有笑容的中年公務員幫助自己,查詢白木現在的住址。
中年公務員鼻樑上的眼鏡片,厚得就跟瓶子底兒一樣。秋姍委實擔心這樣的視力,多半會影響他的工作效率果然不錯,他讓秋姍等待了足足半個鐘頭。
每每見到日本人那種事無鉅細、近乎於刻板的認真,秋姍就難免會聯想到,中國的大小官僚、各種機構無處不在的混亂和推卸
那位管理“戶籍謄本”的公務員,明明是他在為你查閱厚厚一大本居民住址的移動記錄,到頭來還對你鞠躬致欠;儘管他生來面無表情,還客客氣氣地道一聲:“讓您久等了。”
秋姍特地讓計程車繞道,路過自己曾經實習過的中央區聖路加病院。高大宏偉的石基大樓,總是很令人感慨西方的教會系統竟能夠在明治時期,就為東京都建立瞭如此完善而壯觀的綜合性現代病院——
在日本,與中國漢字的用法相反,但凡被叫作“醫院”的,通常是指像她那個“秋姍診所”或規模很小的專科病院;相反,被叫作什麼什麼“病院”的,相反卻是比較具有規模的,功能俱全的大、中型醫院。
好在白木阿姨並沒有遷居到遙遠的地方縣、郡去,她仍住在東京一個叫“深川”的老街區,距離聖路加病院只有幾站的公共汽車。
舊地重遊,一晃已經過去五、六年了。秋姍留學回國不久,開始還能夠跟白木阿姨保持聯絡,每年元旦,都收到她那字跡十分女性化的日文明信片賀年卡。後來,不知為什麼,郵路中斷了
當敲開了一棟木結構小屋的木條拉門時,白木那張幾乎沒有發生太多年齡變化的面孔,也不知為什麼,竟立刻就讓秋姍聯想到自己薄命的媽媽她的眼睛溼潤了。
白木阿姨仍然是獨身一人,跟七隻陸續被收留的流浪貓生活在一起。秋姍努力恢復自己的日語口語,把那些讓白木欣喜萬分的絲綢面料和龍井茶送給她以後,便把自己千里迢迢此行的來意,一五一十地講述出來
當然,關鍵還是那兩張面孔與自己一模一樣的照片:一張是印在那份懸賞尋人啟事上的“殷婉圓”,另一張是上海一個慈善基金組織宣傳海報上的“殷婉方”。
令秋姍感到意外的是,白木阿姨幾乎不是在用眼睛,而是用自己的心,很久很久地凝視著那兩張照片上的姑娘
日本女性大多具有小心周到的為人。儘管早幾年前,白木就知道了秋姍母親“肖桑”突然病逝的訊息,她還是仔仔細細地向秋姍詢問了母親去世前後的所有細節灑下了悼念的眼淚,還特地為她在自己家的神龕,點燃一炷線香,雙手合十,默禱了一番。
接著,她手忙腳亂地招呼遠道而來的客人,烤制了一種發音叫“桑瑪”的細長海魚。秋姍知道,這是魚市上最便宜的水產品,但她很感激,白木阿姨讓自己回味的是清貧的留學生活:
大米飯就著熱乎乎的豆腐醬湯,加上紅豔豔的酸梅乾和一咬“嘎嘰嘎嘰”的醃製大根(長形的大白蘿蔔)
天黑了,白木不由分說地讓秋姍把香皂、毛巾、木梳和換洗的衣褲,裹進一塊綠底兒白花紋的小包袱皮,蹬上一雙“嗒、嗒”作響的木屐,一起到“錢湯”(公共浴池)去泡澡。低頭一鑽進門口那深藍色的半截暖簾,秋姍聽到錢湯的老闆娘跟白木打招呼:這個美人是誰啊?
白木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我的中國女兒呀——”
晚上,兩人並排鑽進榻榻米上厚厚的“布團”(被褥)入睡,老太太也不對秋姍正經說點兒什麼。聊啊聊啊,說的都是閒話——
秋姍還是說起自己常做的夢來:“我從小到大都在做著同一個夢——自己跟兩個小女孩在一起,玩兒過家家。我們三個人,穿著一樣的棉布罩衫,還是紅地小白花兒的呢。我們三個人長得一般高,笑時,會露出一樣的小豁牙來可睜開眼睛,永遠只有我一個人其實,我連爸爸的照片,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