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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歲”。＇128＇楊詠說的那位十五、六的朱姓少年，林功裕說的這個“朱洪德”，就是“西魯故事”中的小主朱洪竹。參加過林爽文領導的臺灣天地會大起義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建同安復興天地會活動並創立“會”的陳蘇老稱，他曾聞說“廣東石城縣高溪寺也有天地會，為首的系洪三房，姓朱名洪竹，又名九桃。”＇129＇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政府在福建還搜獲一件天地會“書稿”，“內有廣東鳳花亭、高溪庵、馬溪廟洪姓結盟之語。”＇130＇而嚴煙供詞中關於天地會起源的傳說，和“西魯故事”的情節也大體相同。不過，嚴煙只講了所謂“馬九龍糾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驅遺陰兵法術，分投傳教。後來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處起會。”一未提“糾集和尚多人演就驅遺陰兵法術”幫助康熙皇帝退敵“西魯”入侵；二未講少林寺罹難，和尚“死亡不全”的原因；三未說動餘寺僧為什麼要“四處起會”。這些恰恰是“西魯故事”關鍵要害之所在。直接引林爽文入會的嚴煙，在清政府已經抓獲部分天地會成員、掌握了部分重要案情的情況下，經過多次嚴刑拷問，他被迫交代了一些天地會秘密。可是，另一方面，他還沒有把天地會的全部秘密和盤托出，拱手獻給清廷。他仍然在儘可能的條件下保守天地會的非政治性質，說什麼“引人入天地會，為的是人家有事情量力幫助”，“原實係指會賺騙銀錢，並非結交朋友”＇131＇。他交代天地會根由時，含混地提到了有關起源傳說的某些情節，但卻迴避了最能體現天地會反清復明宗旨的要害內容，甚至故意顛倒個別情節、人物，使清政府看不清真相。因此，我們不能以嚴煙未及這批“演就驅遣陰兵法術”的和尚屬少林寺僧，他們為什麼會“死亡不會”，以及罹難後的倖存者為什麼要“四處起會”，就認為嚴煙所說的天地會起源傳說和“西魯故事”不是一碼事。
由於敘述天地會歷史的《會簿》是一種極其秘密的檔案，早年很少在一般成員中傳閱。後來，隨著天地會的廣泛傳播才轉輾相傳到普通會眾之手。這裡就存在一個侷限性問題。清朝封疆大吏查獲這些抄本之後，在向清廷奏報時，出於忌諱，以免觸怒“龍顏”，往往不引述全文，多用“悖逆語句”、“殊堪髮指”代替。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政府在福建就發現了天地會“書稿”，李侍堯僅用“有廣東鳳花亭、高溪廟、馬溪廟洪結盟之語”一筆帶過。因此，我們對於嘉慶以前清檔中涉及“西魯故事”傳說的種種記載，應當綜合起來加以考察，善於發現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絡，不能孤立地、機械地去看問題。否則，就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質，得不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
自然，“西魯故事”畢竟是一種傳說。它所敷演的故事情節、人物並不等於真人真事。如果把“西魯故事”中的人物諸如朱洪英、朱洪竹、鄭君達、陳近南等及其活動，硬要說成一定是崇禎皇帝三太子、鄭芝龍、鄭成功、陳永華等人及其事蹟，那就過於牽強附會；如果因為它是傳說，認定“西魯故事”不足以作為研究天地會起源的重要參考史料，那就未免失之武斷。眾所周知，任何歷史傳說，都不過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映。即使那些帶有神話色彩的傳說，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社會現實的曲折反映。民間傳說對於史學研究說來，仍不失為一種有參考價值的資料。事實上，充分利用民間傳說一直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司馬遷撰寫的《史記》，是我國古代的一部不朽的史學名著取材十分豐富。他遍遊九州名山大川所蒐集的大量民間傳說，遺聞軼事，就是《史記》的重要素材之一。清代史籍記載的三仙女吞食神鳥銜來的果實而生始祖布庫裡雍順的傳說，正為我們研究滿族的起源提供了可資參考的史料。因此，探討天地會的起源，除了必須大量藉助於清朝官方文書檔案和封建文人的記載之外，還應當充分利用天地會本身的傳說資料。如果以為象“西魯故事”之類傳說純屬神話而一筆抹煞其史料價值，顯然是不對的。儘管“西魯故事”可以明顯地看出它吸收過少林寺十三棍僧救秦王李世民這個傳說的某些故事情節，受到過《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影響，但是，它主要是天地會根據自身鬥爭的需要編製成的。編制者透過敷演少林寺僧幫助康熙皇帝打退“西魯”八侵而反遭陷害被迫結盟起會復仇的故事，說明結拜天地會之緣起在於反清復明。換言之，“西魯故事”實際上是清初社會現實鬥爭的反映。特別是這個傳說把天地會的倡導者說成都是少林寺的和尚，更清楚地顯示了天地會所產生的時代。
眾所周知，清軍入關之後，曾經實行慘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