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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些意見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嚴煙所供“不寫帖立簿”，並不是指天地會內部一直流傳的載有關於天地會起源傳說、詩詞等內容的《會簿》。嚴煙所供這段原文是：“凡傳會，在僻靜地方設立香案，排列刀劍，令在刀下鑽過，即傳給會內口號，結為弟兄，連父母妻子不許告知，也不寫帖簿。”＇108＇往下內容，就是前面提到的關於天地會的緣起。很清楚，嚴煙這裡所談的只是結拜天地會的儀式，並突出結會的秘密性質。本來，所謂“寫帖”係指天地會結拜弟兄之拜帖，也不立入會花名冊，絲毫沒有涉及其他問題。且不說嚴煙所謂“不寫帖立簿”究竟是他入會時的真實情況，還是他出於保護其他更多會員不至於進一步遭到逮捕而有意作了隱瞞，因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破案的楊光勳結拜添弟會時是立有屬於花名冊性質的會簿的。我認為，如果以嚴煙所供“不寫帖立簿”為根據，斷然否認嚴煙時代“還不存在嘉慶年間和以後那種形式的《會簿》”，至少是對嚴煙供詞的誤解。
乾隆、雍正年間，甚至更早，是否存在嘉慶年間以來所發現的那種會簿呢？請看事實：
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南巡撫吳榮光奏道：“上年閩浙總督孫爾準諮送訪拿會匪折稿內稱，乾隆四十年以後歷辦添弟會匪案內起獲花帖、會簿，俱有五房吳添成等名目。其中歌訣亦與張摒等本語句大略相同，是張摒等借得歌本，系由從前搜查未盡轉輾抄寫，由來已久。”＇109＇吳榮光奏摺表明，開列天地會五房名目的會簿“由來已久”，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來就已經被清政府所發現。
道光元年（1820年）正月，廣西巡撫趙慎畛稱：“粵西自嘉慶十二年廣東懲辦洋匪後，內河土盜潛至西省，與依山附嶺種地之各省遊民結夥搶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數人，或數十人，或有會簿、腰憑，稱為大哥師傅，傳授口號，俱系抄襲百餘年前舊本。”＇110＇趙慎畛多年在兩廣任職。嘉慶十七年（1812年）出任廣東惠潮嘉道，逾年，擢廣西按察使，二十年（1815年）遷廣東布政使，二十三年（1818年）升任廣西巡撫，直到道光二年（1821年）再度升遷閩浙總督＇111＇。他在兩廣，尤其是廣西任職內，經辦多起天地會案件。他向清廷專報審理天地會案件的奏摺多達數十件。趙慎畛在這裡指出廣西發現的天地會會簿，“俱系鈔襲百餘年前舊本”，並非信口雌黃，主觀臆測，而是他對當時所發現的大量天地會文物作出鑑定之後提出來的。所謂“百餘年”，假定為一百一、二年，從道光元年上推，當為康熙四十年前後。這說明，早在康熙中後期就已經有天地會會簿存在。嘉、道以來發現的大量天地會秘密檔案，只不過是轉輾抄襲康、乾以來的“舊本”。
如果我們進一步檢查儲存至今年的有關天地會案卷。更可以發現嘉慶年間以來流傳的《會簿》、《花帖》等天地會秘密檔案，都是根據先年“舊本”傳抄而來，並非嘉慶年間以來的新作。
嘉慶十七年（1812年）正月，廣西巡撫成林奏稱：“竊照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接據署平樂府慶吉稟報，據該府所屬荔浦縣之甲長紳士呈報，該縣有已革監生李遇恩結黨搶劫，拐賣婦女，被害之家甚眾，呈懇究辦等語。該署府以其為害閭閻，情節可惡，反覆究詰，始知李遇恩結拜天地會，現在糾結人數眾多等事。慶吉當與署平樂協副將明德密商，帶同兵候紳士甲長連夜親往查拿，先將李遇恩等拿獲，即在伊家搜獲悖逆冊簿四本，紅布二塊，上書不法字跡。帶至該縣，嚴密審訊，據李遇恩供稱：嘉慶五十八年，有浙江人範七於病故之前傳他簿子一本，內載反清復明，真人出在四川邊等語。”＇112＇顯然，乾隆五十八年範七去世這前就已經得到一個天地會“簿子”，而且不是僅僅列有姓名的天地會花名冊。
嘉慶五年（1800年），清政府在廣東破獲仇大欽結拜天地會一案，並查獲“舊豐天地會盟書”一件，“盟書內語多悖逆”＇113＇，有“恢復明祚”和“從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願結拜同盟之語。”＇114＇據覺羅吉慶奏稱，這個盟書並非仇大欽自行編造，而是“福建漳州人何其昌送給”，而“何其昌已於本年（嘉慶五年）二月回漳州去了”。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仇大欽所持“天地會盟書”，並不是一般的結盟誓辭。仇大欽在糾人結會之時，曾根據盟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