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龍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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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熟練地運用《詩經》中的詩篇應對是多麼重要。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在當時並不是誇張。

《禮記…樂記第十九》載“子貢見師乙問樂”：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這段記述中，樂官師乙向子貢全面闡述了詩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風格的詩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這段記載反映出春秋時期雖然戰亂頻仍，但統治階級對於詩歌教育還是極其重視的，並形成了關於詩歌教育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司馬遷在《史記…樂書第二》中轉引了這段話，用來說明“樂教”——其實主要就是詩歌教育——對於培養美好思想品德、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滿足各種宮廷典禮的需要，二是作者藉此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到了春秋時期，《詩經》已經成為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和運用《詩經》成為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論語》中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從中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於上層人士和上層的人士的子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學習《詩經》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義。《論語》記載孔子的話，說學“詩”可以“興、觀、群、怨”，“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於當時社會公認的道德標準的，否則不可能被孔子用來教育弟子。墨子說：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篇》）；還說儒者“絃歌鼓舞以聚徒……務趨翔之節以觀眾”（《墨子…非儒篇》）。自此以後，儒家把《詩》作為學習的重要內容，同時作為宣傳儒家學說的重要手段。

第五節戰國時期的詩歌教育

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國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隸制的轉變時期。經過長期兼併戰爭，春秋初期的一百餘諸侯國到戰國初期只剩十餘國，進入“戰國七雄”時代，最後以秦的統一而告終。由於鐵製農具和牛耕的推廣使用，大量荒地被開墾出來變成奴隸主貴族的私田，他們將土地出租而轉化為封建地主。新興的地主階級為了確立封建制度，發展封建經濟，先後在各國掀起變法活動，廢除井田，獎勵耕戰，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如魏國李悝變法、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這些變法促進了封建關係的發展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確立。由於社會急劇變化，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儒、墨道、法、兵等各個學派紛紛著書立說，宣傳政治主張，並互相辯論，形成了學術繁榮的“百家爭鳴”局面。“百家爭鳴”不僅標誌著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第一個輝煌時代的出現，而且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

長期戰爭破壞了社會安定，也破壞了文化傳承，但同時又促進了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由於戰國時期的大規模戰爭大多發生在黃河流域，位於長江流域的楚國則相對平靜，形成了獨特的文化風格。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相繼傳入楚國，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物件。南北方文化的匯合促使詩歌在楚國獲得重大發展。戰國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產生了以屈原的創作為主體的《楚辭》，把先秦文學推向了又一個新的高峰。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偉大詩人屈原，創造了一種新詩體“楚辭”，使詩歌獲得了飽滿的生命力，與《詩經》一起成為我國古典詩歌的源頭。

這一時期，詩歌教育獲得進一步發展。孟子、荀子繼承儒家的“詩教”傳統併發揚光大，提出了新的主張。《詩經》所收作品，大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