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龍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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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於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於《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禮記…經解第二十六》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可見孔子對詩歌教育的重視。

孔子要求學生“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第十七》）。孔子所說的“興”即“感發意志”，是指詩歌運用比喻聯想，託事於物，因物寄興，有激發情感意志、使人奮發有為的作用；“觀”是“考見得失，觀風俗之盛衰”，就是說詩歌可以起到觀察社會現實，認識生活，感悟哲理，瞭解風俗習慣，知曉國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啟發，互相砥礪，引起感情共鳴，改變輕薄妒忌的惡習，培養群體意識，就是說詩歌可以使人們交流感情，達到和諧，起到團結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說詩歌可以干預現實，批判黑暗的社會和不良的政治，即運用諷刺的形式針砭社會不合理現象，批評當權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則是懂得倫理道德，培養忠孝觀念；“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是學習自然常識。“興、觀、群、怨”說是春秋時期孔子在文學方面的重要見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詩歌的社會作用和審美效果，也是其“詩教”的重要內容。這是我國古代最早的系統的詩歌教育理論。《毛詩序》說：“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是孔子詩論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孔子的“興、觀、群、怨”學說奠定了中國古代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他整理的《詩經》成為我國詩歌教育教材的典範。

由於詩歌具有多種作用。孔子強調學習《詩》，是認為它可以培養想象力和觀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養性，可以用於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因而提出了“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第八》）的見解和主張，甚至認為“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第十六》），“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他指出學《詩》有兩個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國家；二是做外交使節使於四方，能做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節出使外國時，“受命不受辭”，就是隻接受使命，至於如何談判應酬，全靠自己隨機應變，獨立行事，這叫做“專對”。孔子的“不學《詩》，無以言”，不是指一般人與人之間的談話，而是外交場所的“專對”。正因為如此，在孔子私學裡設有言語科，《詩》是言語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說：“子說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詩經》作為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較廣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長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狀況，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國的經驗教訓，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識可供人參考。所以，在春秋時期，《詩經》不僅是詩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書，其中的篇章辭句，在當時上層社會的交往中也經常被引用。尤其是在諸侯國之間的一些外交場合中，各國外交人員為了含蓄文雅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更是經常吟誦《詩經》來對答。《漢書…藝文志》記載：“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與不肖而觀盛衰焉。”據統計，《左傳》中有219處引用了《詩經》中的詩句。魯襄公十六年，齊國派高厚參加晉國招待各國諸侯的宴會，東道主請各國使者賦詩，高厚也賦了詩，但用得不得體，惹惱了晉國君臣，結果聯合與會各國一起攻打齊國。魯襄公二十七年，齊國慶封防問魯國，因吃飯時失禮，魯國的叔穆子當即就賦了一篇《相鼠》，譏諷他“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由此可見，在春秋時期，上層人士學習《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