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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誰?”

平時在連隊遇到什麼事,葉文潔很少為自己申辯,所有的虧都默默地吃了,所有的委屈都默默地承受,更不用說牽連別人了。但這次不同,她很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是幫那位上星期到連隊來採訪的《大生產報》記者抄的,他叫……”

“葉文潔!”張主任的眼睛像兩個黑洞洞的槍口對著她,“我警告你,誣陷別人會使你的問題更加嚴重。我們已經從白沐霖同志那裡調查清楚了,他只是受你之託把信帶到呼和浩特發出去,並不知道信的內容。”

“他……是這麼說的?!”文潔眼前一黑。

張主任沒有回答她的話,而是拿起了那本書,“你寫這封信,一定是受到了它的啟發。”他把書對著連長和指導員展示了一下,“這本書叫《寂靜的春天》,1962年在美國出版,在資本主義世界影響很大。”他接著從公文包中拿出了另一本書,封面是白皮黑字,“這是這本書的中譯本,是有關部門以內參形式下發的,供批判用。現在,上級對這本書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定性:這是一部反動的大毒草。該書從唯心史觀出發,宣揚末世論,借環境問題之名,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後的腐朽沒落尋找託辭,其實質是十分反動的。”

“可這本書……也不是我的。”文潔無力地說。

“白沐霖同志是上級指定的本書譯者之一,他攜帶這本書是完全合法的,當然,他也負有保管責任,不該讓你趁他在勞動中不備時偷拿去看——現在,你從這本書中找到了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思想武器。”

葉文潔沉默了,她知道自己已經掉到陷阱的底部,任何掙扎都是徒勞的。

與後來人們熟知的一些歷史記載相反,白沐霖當初並非有意陷害葉文潔,他寫給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於真誠的責任心。那時懷著各種目的直接給中央寫信的人很多,大多數信件石沉大海,也有少數人因此一夜之間飛黃騰達或面臨滅頂之災。當時的政治神經是極其錯綜複雜的,作為記者,白沐霖自以為了解這神經系統的走向和敏感之處,但他過分自信了,他這封信觸動了他以前不知道的雷區。得知訊息後,恐懼壓倒了一切,他決定犧牲葉文潔,保護自己。

半個世紀後,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1969年的這一事件是以後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

白沐霖無意之中成為一個標誌性的關鍵歷史人物,但他自己沒有機會知道這點,歷史學家們失望地記載了他平淡的餘生。白沐霖在《大生產報》一直工作到1975年,那時內蒙古建設兵團撤銷,他調到一個東北城市的科協工作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然後出國到加拿大,在渥太華一所華語學校任教師至1991年,患肺癌去世。餘生中他沒對任何人提起過葉文潔的事,是否感到過自責和懺悔也不得而知。

“小葉啊,連裡對你可是仁至義盡了。”連長噴出一口辣烈的莫合煙,看著地面說,“你出身和家庭背景都不好,可我們沒把你當外人。針對你脫離群眾、不積極要求進步的傾向,我和指導員都多次找你談過,想幫助你。誰想到,你竟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我早就看出來,她對‘文化大革命’的牴觸情緒是根深蒂固的。”指導員接著說。

“下午,派兩個人,把她和這些罪證一起送到師部去。”張主任面無表情地說。

同室的三名女犯相繼被提走,監室裡只剩葉文潔一個人了。牆角的那一小堆煤用完了也沒人來加,爐子很快滅了,監室裡冷了下來,葉文潔不得不將被子裹在身上。

天黑前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名是年長些的女幹部,隨行的那人介紹說她是中級法院軍管會的軍代表。

“程麗華。”女幹部自我介紹說,她四十多歲,身穿軍大衣,戴著一副寬邊眼鏡,臉上線條柔和,看得出年輕時一定很漂亮,說話時面帶微笑,讓人感到平易近人。葉文潔清楚,這樣級別的人來到監室見一個待審的犯人,很不尋常。她謹慎地對程麗華點點頭,起身在狹窄的床鋪上給她讓出坐的地方。

“這麼冷,爐子呢?”程麗華不滿地看了站在門口的看守所所長一眼,又轉向文潔,“嗯,年輕,你比我想的還年輕。”說完坐在床上,離文潔很近,低頭翻起公文包來,嘴裡還像老大媽似的嘟囔著,“小葉你糊塗啊,年輕人都這樣,書越讀得多越糊塗了,你呀你呀……”她找到了要找的東西,把那一小打檔案抱在胸前,抬頭看著葉文潔,目光中充滿了慈愛,“不過,年輕人嘛,誰沒犯過錯誤?我就犯過,那時我在四野的文工團,蘇聯歌曲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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