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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撲哧”一聲笑了說：“真的我心裡好後悔，我總是管不住自己。”我說：“管不住自己也看情況的，在國內你一定就管住自己了，現實得很。”她說：“你想得太多了，我從來沒有那樣想過。”我說：“你從來沒有那樣想過，你從來就是那樣做的。不怪你只怪我自己，男人爭不來那口氣就該打！打死了也就打死了，打廢了也就打廢了，誰叫他自己沒出息呢？”她說：“你一定要這樣想我也沒辦法，反正我沒這樣想，騙你是狗。”我笑一聲說：“我也不指望你承認，你心裡明白。”她說：“你這次就原諒了我最後一次，你考驗我再給我一次機會。不過真的你太固執了，我沒有辦法。”我說：“沒辦法就用老辦法，那也是辦法。”她說：“那我倒不會了。不過醫生說，我情緒不正常是正常的，我懷的是誰的孩子呢？我脾氣不好你就體諒一點好不？”
也許，我是應該體諒一點，可我沒這份心情。我也再懶得去裝出熱情的神態，我覺得自己現在有資格有理由不去盡這一份責任。於是就這麼平平淡淡地過著，思文對我也不提更高的要求。我希望心中的冷淡會漸漸消失，但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心中卻毫無變化。我對自己感到絕望，在恐懼中等待著現實的臨近，這使我對生存的殘酷性有了更深的體會，人必須去接受自己不願接受的東西，無可逃脫。我咬緊牙關硬撐了去面對現實，而且，我更加執拗起來。我已經把自己的堅持當作對思文的一種考驗，在這個世界上我現在能堅持的也只有這一點點了。
思文說：“高力偉你越來越固執了，真的叫人沒有辦法沒有耐心。”我說：“那你把慣用的伎倆又展現出來。”她說：“你心裡對我有什麼就明掏出來，也用不著轉了彎這樣表示。”我說：“你真要我說呢還是假要我說？我真說了你別又罵我打我。”她認真嚴肅起來，說：“那你說，說真的。”我也認了真說：“說了也好，不說透事情也還是那麼待著。”我看她的臉色還平靜，說：“我這個人呢，有些怪毛病，我自己也挺恨的可就是改不了，我拿自己也沒辦法。我心裡吧，就是沒有辦法接受一個精神上壓倒我的女性。其實壓倒我又怎麼樣呢，人家比你強嘛，一個人總得實事求是！可明白了還是沒有辦法，你說這有什麼辦法？要不我到醫院裡去動了手術把心換一個算了。”她輕輕冷笑一聲說：“你以為這就是男子漢了？你有本事把一切都操心完了，我多操心一件事我還算個人！我還願意在家裡做太太呢，和趙教授太太一樣，看看電視、錄象，開了車去超級市場，到健身俱樂部去呆半天，回來做做飯。我不願意嗎？可是行嗎？行嗎？你英語又不好，我不去活動靠你你行嗎？”我說：“你講的都對，因為我無能，所以我就該捱打捱罵。”她說：“跟你講話好難，越講越講不清了。我也懶得講了。”說著扭了頭過去不再理我。
在旁人看來，夫妻之間為了那麼一點說不上口的小事發生了激烈的難以調和的矛盾，是很可笑很難理解的，他們不瞭解這種衝突的心理背景。我和思文也是這樣。我和她之間有著一種隱約的對立，這種對立很容易地就引發一些毫無理由的衝突，這簡直成為一種慣例了。衝突有時就在我自己也難以預料的地方爆發出來，真叫人防不勝防。固執己見已經成為我一種習慣性的本能的反應，而思文，她的習慣性反應就是動手。醫生的話使她放棄了任何剋制情緒的努力，在這種理由下，她在事後也不再象以前那樣過來請我原諒。我簡直連想下臺也下不去了，捱了打倒還要我去陪不是，那怎麼可能？
有一次她問我：“要你給家裡寫信，寄本新英漢詞典來，寫了沒有？”我說：“我不要，我沒有寫，我萬一要查個什麼字借你的用一下。”她說：“我的不借。”我說：“不借也可以，我就用自己的小詞典。”她說：“你不寫我寫了。”說著提了圓珠筆就趴在桌子上寫起來。我探頭看她是寫給我父母的，推一下說：“要寫你跟你自己家裡寫，別跟我家裡寫。”想也沒想到，她把圓珠筆一橫就在我手背用力敲了一下。我痛得手一彈，連連甩著手說：“這圓珠筆是鐵的呢，你下毒手！”她又趴在那裡去寫，一邊說：“這還算輕的，下一次就沒有這麼便宜了。對你這樣的人還有第二個辦法我就不這樣了，你願意說我下毒手就毒手。”我手背上紅紅的一道，熱熱的痛。
我伸到她面前，另一隻手指了說：“你看，你自己看，腫了，腫了。”她看了說：“腫了？好，好。這樣印象深些。”又有一次，晚上不知為什麼事爭吵起來，她揚了手作勢要打我，我說：“又來了，又來了！”她把手放下來說：“跟你這樣的人講也講不清，吵也吵不清，一件簡單得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