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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連生,生卒年、籍貫不詳,有資料說1937年8月任中共綏賓區委宣傳委員。“供詞”一番後,這個可疑的角色,在陳紹賓任支隊長的9支隊當秘書,還有說是宣傳科長。證據確鑿、沒有疑問的,是這小子1940年10月叛變投敵,致使訥河縣委被破壞,黨員、救國會員180餘人被捕,縣委書記任子奎和小孔等人被害。
問題在於“供詞”之前,這個十分可疑的角色,是不是就是潛伏在趙尚志身邊的奸細、特務?
陳雷老人說,後來馮仲雲告訴我:我們上了尚連生的當,他1937年被捕過,當時就叛變了。
我問有證據嗎?老人說,我只是聽馮仲雲這麼說,這個人說話,肯定有譜。
一些老人說,那時日本鬼子懷疑個人,可以到處調查、取證,平時可以培訓、派遣特務、奸細,可以利用叛徒,它有系統的特務機關,還有各種各樣的敵偽組織。咱們有什麼呀?特別是1938年後,懷疑一個人,相信一個人,通常都是出事了,才能恍然大悟,大吃一驚。
新中國成立後,許多知情人都在。可一場“文化大革命”,別說馮仲雲們了,連省市縣的一些黨史工作人員也跟著受牽連:你們這不是為叛徒、特務、鬍子歌功頌德嗎?
永遠開除黨籍
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滿省委關於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決議》中說:
北滿省第十次常委會為了自己的事業,為了鞏固黨的本營,以鐵的黨的紀律一致透過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決議,並號召北滿全黨同志,無情的開展反對趙尚志的反黨反革命的行為和企圖,反對他極端忌妒主義的英雄——趙尚志的鬥爭。
正在蘇聯參加第一次伯力會議的趙尚志,不知道自己的黨籍已經永遠地沒了——他是近兩個月後才知道的,立即表明自己的態度:
黨籍是每個共產黨員的生命,因為我參加黨作革命鬥爭已將十五年,黨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務,我請求黨重新審查,同時我認為黨不能把我從黨的隊伍裡清洗出去,那將是同使我受到宣佈死刑一樣,我萬分的向黨請求黨的審查,給我從組織上恢復黨籍。領導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離開黨,黨也不要一天放棄對我的領導。
5月31日,已經是2路軍副總指揮的趙尚志,“再一次向省委請求”:
以前由馮同志轉去的請求書我希望黨組織應予檢查和解決,我請求檢查後迅速改變以前的決議,並通知吉東黨組織和我,這是我急切盼望的,並希把與我有關連而被開除出黨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決。
6月20日,《金策給趙尚志的答覆信》中說:
北滿黨大多數同志重新討論決定:只取消“永遠”的字樣而改為“開除趙尚志黨籍”,其他不可能減輕的,現在金策同志代表北滿黨通知尚志同志希知照。
《中共北滿省委關於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決議》中,說趙尚志“屢次受過黨內處分”。在趙尚志三十四歲的人生中,無論受過多少什麼樣的處分,比較巴彥游擊隊失敗後那次同樣是錯誤的開除黨籍,同樣強烈地希望、請求恢復黨籍,有兩點不同。一是那次開除與恢復更像一筆糊塗賬,趙尚志“是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當時省委執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那是個初始的幼稚的朦朧的時期,正值貫徹北方會議路線,巴彥游擊隊失敗了,而執行中央路線是不可能失敗的,就牛頭馬嘴地硬往路線上對。這一次,無論開除、還是要求恢復黨籍的理由,都是明晰的、具體的。二是那次趙尚志拒絕承認、檢查錯誤,公然找省委領導理論,言辭激烈,一年多後滿洲省委準備恢復他的黨籍了,仍然不依不饒似的不滿意。而這次,顯然冷靜、理智、成熟多了。
單立志老人說,第一次伯力會議後,趙尚志到我們2路軍當副總指揮。1940年夏,總部派我們幾個人送趙尚志去蘇聯,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他。這個人一點兒架子沒有,一路上跟我們嘮嗑,有說有笑的。問我哪年參加革命,多大年紀,家在哪兒,有什麼人。他說你都二十九歲了,趕走日本子,得趕緊娶個媳婦了。我聽著不好意思,大家都笑,他也樂呵呵的。那時我們都覺得他心情挺好。後來再想,可能嗎?
在第一封“請求書”裡,趙尚志說:
開除趙尚志的根據,現在還沒有見到決議全文,據個人所瞭解到的是:1。根據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前我在東北所犯的錯誤。2。根據我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所犯的錯誤。(3。是否曾有懷疑趙尚志是奸細,或認為是叛徒,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