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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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偽軍要在這家做飯,幾十個人的飯菜折騰兩個多小時,那炕燙得能烙餅了,這下子可是真的“噢喉喉”了,那汗出得快虛脫了。
“北方會議”那一套,李範五隻趕上個尾巴,印象不深。讓他痛苦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的,是所謂的“上層勾結”。
1934年2月22日,中央認為東北經過一年來的抗日鬥爭,已經到了必須“把反日遊擊運動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階段”。滿洲省委指示各級黨組織開展反右傾鬥爭,特別是反“上層勾結”,進行土地革命。一些地區重又出現搶糧分谷吃大戶,有錢大戶恐慌起來,有的乾脆尋求日偽保護。一些山林隊首領也疑慮重重,與游擊隊關係緊張起來,好不容易開始的統一戰線又面臨危機。
偽滿正式頒佈保甲法,是1933年12月。而像寧安這種“匪患”嚴重地區,則已實行大半年了。所謂保甲,就是把一個縣分成多少個保(一般為20個左右),保下分甲(每保不超過10甲),甲下分牌(每牌50戶左右),設保長、甲長、牌長,一人通匪,全家連坐,一家通匪,鄰里株連。另外,保還編制幾十人的自衛團,由縣裡發給武裝。這對反日活動自然威脅很大。李範五到寧安後,主要精力就用在對付保甲上,把保甲長變成“外白內紅”式的人物。像東京城22個甲長,有19個被爭取過來,有的還入了黨。
4月初,寧安縣來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紀跟李範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稱“小趙”。聽了李範五的彙報,認為寧安縣委過分地估計了有產階級的抗日積極性,執行了一條可恥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游擊隊中黨員太少,地方黨員中地主、富農太多。
小趙說:你們這是把統一戰線曲解為“上層勾結”。
李範五在理論上是接受這種批評的,因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不應是抽象的。可一聯絡實際,就覺得自己“勾結”的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難以替代的。特別是小趙提出開除泡子沿偽甲長鄧吉祥的哥哥鄧吉生的黨籍時,分歧就更嚴重了。
鄧吉生和李範五是哈爾濱一中的同學,1929年參加反日活動被開除學籍,後來考入北平民國大學本科經濟系,參加黨的外圍組織互濟會,“九一八”事變後輟學回家。這樣一個人,本來可以謀得一個體面的職業,他說俺是中國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李範五在北平讀書時,兩個人常來常往,知根知底。到寧安後,鄧吉生來找他,縣委機關還曾設在鄧家。鄧吉生沒少給山裡游擊隊買糧買藥,趕著馬車、爬犁送去。他在偽縣政府、警察署有親戚、同學,很多情報都是他搞出來的。鄧家是泡子沿大糧戶,還開油房,他的弟弟當偽甲長也不假,可人家心裡是向著咱們的呀?不然,別說他李範五了,連鄧吉生是不是也早讓日本人抓走了?把這樣的人開除黨籍,損失太大了,情理也不通,在黨員和群眾中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無論李範五怎麼解釋、爭辯,小趙不為所動,反倒認為這正是縣委上層勾結的典型,是階級立場問題。
李範五就覺得脊樑背上嗖嗖冒涼氣兒。
李範五的祖父、父親,原在奉天省遼陽縣小北灣,不知哪輩子闖關東到了那裡。小北灣都是白沙崗子,地薄,難餬口。終於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墳上最後一次祭祖,和父親各自一副擔子,挑上全部家當走了。一路北上,來到穆稜縣八面通北面的狍子溝時,祖父溝裡溝外轉了大半天后,狍子溝就有了第一戶人家。
狍子溝土地肥得流油不說,而且前有水後有山,只要捨得下力氣,旱澇保收。也巧了,第二年趕上官府“放荒”(賣地),祖父用嫁姑姑剩下的一點兒錢,買了幾十垧生荒地。那時土地不值錢。那時的北大荒,到哪兒都能刨兩垧地。只是這種刨法,心裡總是膽突突的,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被官府收去。這回好了,有蓋著官府大印的地照了,只管甩開膀子豁出命去幹吧。男女老少,只要能拿動钁頭的,都去刨地。兩頭不見太陽。黑油油的土地,金燦燦的穀穗,汗水灑在自己的土地上,天底下還有比這更香甜的莊稼人的夢嗎?
幾年墾荒,糧越來越多,祖祖輩輩為吃飯愁苦的莊稼人,日子這回倒過來了。可狍子溝除了飛禽走獸,周圍百八十里沒有人煙,那個叫“八面通”的鎮子,這時也只有七戶人家。賣不了,吃不動,就給老家的親戚朋友寫信,說這旮旯的糧食海了,吃不飽飯的就來吧。祖父將自己的荒地租給他們,頭三年不收租,三年後每垧地收一擔大豆。人越來越多,泡子溝就形成個村落,李範五家就成了遠近聞名的大糧戶——不然,他再聰明,也不可能去北平念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