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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越發要挖尋“民生團”證據確鑿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系統,那麼,“我們看有許多民生團跑到日帝去被殺了,或不敢投降去,原因在什麼地方”?
不斷有“民生團”跑到其他的根據地和游擊隊去。東滿的跑去吉東找周保中,湯原的跑去哈東找趙尚志,經過審查,都被保護、收留下來。
自即日起,凡參加民生團的經發現之後,無論自服不自服(“自服”即自我坦白、交代、認罪——筆者)一律開除。”“如果不徹底自服,然而還要繼續其工作,經過群眾路線以後,執行槍決(首領不在其內)。”“經過第一次釋放以後仍然繼續他的作用時,立刻逮捕放在監獄,仍然希望徹底自服,不自服槍決。”“在第二次釋放以後,仍然要幹,無條件槍決。”“民生團發現以後,在區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區委以上無條件槍決(此條例系在地方上如此,在軍隊除去按上述條件外,其餘有犯軍法最明顯的,經各方面調查以後不管次數和領袖,一律槍決)。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團省委特派員鐘關於東滿反日鬥爭情況的報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吳)致東滿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話:
某同志估計遊(擊)區內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團,這是過分的估計。假若游擊區內絕大多數群眾是民生團,那麼這些游擊區域老早就被日本消滅了。我認為,在游擊區群眾中和人民革命軍中有少數民生團分子,但是基本群眾是站在反日戰線方面的。
東滿是“民生團”的發源地和重災區,省委自然非常重視,不斷派人巡視,反“民生團”鬥爭也就不斷加碼。直到省委派往吉東的巡視員吳平給東滿特委寫了這封信,並在金日成等人的堅決反對、抵制下,東滿的反“民生團”鬥爭才有所收斂,並逐漸平息下來。
但是,沒有人認為反“民生團”鬥爭搞錯了,而只是說“擴大化”了。
就在東北共產黨人大抓“民生團”的同時,關內一些蘇區也在“肅反”。紅4方面軍25軍82師師長江求順,被打成“改組派”。此人軍政雙全,威望極高,全師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殺不可。大刀舉起來了,這個參軍前的大別山長工,高呼“革命萬歲”、“共產黨萬歲”。
給領導提點兒意見,發句牢騷,說句怪話,丟個槍零件,都可能成為“反革命”。幾個人在一起吃頓飯,就成了“吃喝委員會”,就是“反革命”。還有“排隊肅反”。官兵排成隊伍,佩戴綠色領章的特派員(除特派員外都是紅色的)在佇列間走動,察言觀色,逐個端詳。誰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視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還有什麼“改組派”、“第三黨”、“AB團”,大都窮苦人出身,哪懂這些名詞、花樣呀?知識分子就更慘了,據說整個紅4方面軍戴眼鏡的,就剩了個12師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傅鍾)。
1936年1月20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反日聯合軍第五軍黨委特別會議記錄》(第二份)中說:
若無十一月擴大會議以後的極堅決的展開了反民生團的鬥爭,那麼我們可以估計到日本帝國主義極陰險的“惡毒素”,經過民生團的反革命作用,終於把東滿黨和人民革命軍侵蝕崩潰,像AB團一樣,企圖斷送中國紅四軍團那樣相同的危險性。
東北被捕殺的“民生團”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數是在東滿捕殺的,有人認為應不少於1500人。
1933年末統計,東北共有黨員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時,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這不到1000人並非都是黨員,被捕殺的“民生團”也不都是黨員(軍隊、地方的黨員、團員及群眾各為多少人,無從查考)。但是,比之這兩個數字,2000人左右是個什麼數字,在東北抗戰中是種什麼樣的力量,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就是再不識數的人也心中有數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說:
幹部的恐慌是滿洲黨組織上一個嚴重的現象,因為幹部的極端缺乏,障礙了整個工作的發展,例如許多的義勇軍需要我們派人而無人派去,許多地方黨部(如吉東局這樣重要的組織)僅僅是個人包辦,現在從省委一直到地方黨部的組織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於幹部的缺乏,由於滿洲過去工作沒有大的開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幹部不能源源產生,現在比較負責的同志大多數是從外面去的,當地有經驗的堅強幹部確實非常之少,大膽的提拔幹部雖然在積極進行,但是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