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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友好政章，就是一個小的金屬襟章，正面有毛主席和斯大林的頭像。
我在那裡一干又是半年。
那一年因為是改造後的初期階段，勞方代表盯著資方盯得很緊，那秦經理又是個開明人，所以工人的待遇比哪個地方都要好。每個月1號和15號開兩次支，開支的當天晚上吃得特別好，大個兒的獅子頭一個小碗就能裝一個，年三十那天包了三種餡兒的餃子，五月初五還有十笸籮粽子。
遷兒從來沒吃過粽子，端陽的時候我一樣拿了兩個回去，他吃得很高興。
那段時間我們的生活很舒心，遷兒呆的那個地方也還算是個正經工廠，沒有欺負他是個傻子，每月給他按時發工資。那個帶他的老工友還幫他把錢包在手絹裡貼身放，怕人搶了去。
我因為幹活拼命，生產的政章比誰都多。半月計件的時候，我拿的是全車間最多的一份錢，最多的一次一個月有90塊。
那是1954年，當時我20歲，遷兒1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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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離開工廠是因為中蘇關係有了些變化。那個時候正值斯大林去世一年多，蘇聯國內也有了些動靜，北京也就叫停了製作政章這類東西，永源行因此倒閉得乾淨徹底。
那段時間不知怎麼的，國內有點亂，北京的工作很難找，滿大街都是空有一身本事找不到工作的人。即便是我，也只能偶一為之地接些散活，零星地拿一兩個錢。
然後遷兒又出了事。
他看守的庫房在一天夜裡讓人偷走十幾臺機器，廠房裡成匹的布差不多讓人家搬空了。那一天正好是遷兒那個工友輪休。我趕過去的時候整個廠子的領導差不多都到了，遷兒解釋不清，跪在地上吸著鼻子，窄窄的肩膀發抖，一雙烏黑清澈的大眼睛惶恐地四處張望。見到我來了，他一步一跌地跑過來躲到我身後。
我護住他，說，要多少錢，我掏。但是不能全讓我們掏，廠子外頭也有巡夜的，而且那倉庫的鎖早就鏽爛了，一捅就開，這我們也反映了多少回，廠裡肯定是要承擔一部分責任。全讓我們掏，沒那道理。
即使是這樣我們仍然賠不起剩餘的部分。後來工會下來了人，瞭解了情況，知道我們也確實是困難，便教育了遷兒一頓，放過了我們。
我領著遷兒回家，一路上沒有回頭看過他一眼，他就那麼小步小步跌撞著跟著我，從新街口走回廊坊頭條。
那天晚上是解放以來我們第一次斷頓。即使是我離開鮮魚口的工廠，沒有找到新工作的時候也沒落到這樣的境地。遷兒天真，什麼也不懂，覺得餓了就揪我的衣服，發出嗯嗯啊啊的聲音，我心裡煩，他每拉我一下我就灌一杯水給他，久而久之他也就不出聲了。
我想起離開永源行的時候有個工友告訴我，說南方的工作比北方好找，好多兄弟都打算一塊兒去闖闖，幹好了興許還能攢個錢娶個媳婦啥的。
我有點心動，只是這兒還有個讓我放心不下的人。
想著想著肚子就越發地餓起來。我想著睡著了可能就不餓了，因此也不顧太陽還沒落山，就去脫遷兒的衣服打算提前躺倒。明天的事明天再想辦法。
我一解開他的衣服就看到一些不該看見的東西。
遷兒光著身子嘻嘻笑著坐在床上，身上有散散沒有消退的痕跡。
我太知道那是什麼。我也知道那絕對不是我留下的，我已經很久沒有強迫他做過那種事。
我用安詳的聲音輕輕道：遷兒乖，告訴哥，是跟你一起看倉庫的那龜孫子乾的麼？
他不懂我的意思，只是輕聲發笑，一邊笑一邊躲我。
我的手緩慢地劃過那些痕跡，他忽然就尖叫一聲蜷縮起來。我一驚，伸手去抱他，他驚恐地搖著頭拼命向後退，兩隻手臂抱著肩膀瑟瑟發抖，嘴裡發出受驚的尖銳聲音。
我用手指摩挲著遷兒細膩的嘴唇，他毫不猶豫地張嘴就咬住我的手指。
我的血從他的嘴角滲出來。他撲扇著睫毛，眼淚大顆大顆地砸在我的手背上。
我拿被子把他蓋好，親親他的額頭。
然後抄起椅背上的衣服，踢開房門衝出去。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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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奔波回遷兒工作過的那家工廠，時間耗在來回的路上，等我到新街口的時候工廠的工人已經下班。我從服裝廠的正門就遠遠地看見我要找的人正歪坐在倉庫門口睡覺。我冷笑。想必他值夜班的時候也都這個樣子，卻只有遷兒值班的時候丟了東西。也許真的是老天不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