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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開始一段令人興奮的旅程，進入新的時間區域之際，你的導遊——菲利普·津巴多和約翰·博伊德將告訴你一些旅行背景，它是關於我們為什麼對研究時間有興趣的？進行了哪些研究？怎樣發現它影響了我們生活中所做的大部分事情？
五個主要生活經歷鑄就了津巴多對時間產生的濃厚興趣，這就是：出生於貧苦家庭，童年長時間的生病，生活在一個義大利的家族中，慈愛的小學老師對自己的護佑，在斯坦福大學指導監獄實驗。在本書的後半部分中，津巴多會對自己生病的經歷多講一點，但在這裡，是他對其他經歷的一些回憶。
20世紀30年代，我成長在紐約猶太區南部布倫那斯，我和童年的玩伴雖然缺乏玩具和書籍，但我們有可愛的人陪伴——家人和夥伴。不上課或者閒在家時，我們時常一起在大街上嬉戲。我們一起改進傳統的小遊戲或者乾脆發明新的玩法，這樣使它變得更有趣。棍子球和壘球一直是我們的最愛，從來都沒厭煩過。
我這個來自西西里島的家族崇尚一切傳統而美好的事物，並對佳餚美酒及音樂很感興趣。我喜歡熬夜參加家庭聚會。這時，我父親就會彈奏曼陀林，祖父彈吉他，叔叔和表姐會彈奏吉他或其他樂器來伴奏。他們還會唱一些大家熟悉的古老歌曲，直到手指彈得僵硬甚至有血絲滲出才結束。這些歌曲常常勾起我對美好時光的回憶。我們可愛的家族成員現在已經各奔東西，但這些記憶依舊曆歷在目。
縱然我家如此的親密團結，但由於我的父母沒受過正規教育，所以像那時從南部遷來的有些人一樣也不重視正規的教育。他們之所以去學校僅僅懾於法律的約束，一旦達到工作年齡，他們立即輟學打工。由於他們的技術差而且沒有學歷，他們就靠做暗無天日的工作來維持生計。
幸運的是，我那些小學老師總是對我循循善誘，一方面教育我要學習家人樂觀而積極的生活態度，一方面又教育我要超越他們。老師的教誨使我明白：努力工作是在這個世界上實現成功的唯一途徑。我喜歡學校，那裡窗明几淨、秩序井然，而且耕耘過後就可以看到秋天收穫的場景。在那裡，遵循老師的要求，你就可以得到金星和鉛筆的獎勵，甚至還可以坐到教室第一排象徵榮譽的座位。那些慈愛的老師使我不再沉迷於即時滿足，而是以延遲滿足的方式來贏得更大的獎勵。這讓我能做到先寫完學校或家庭作業，然後再去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的老師更像傳教士，指引我們如何生活。
這些經歷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腦海裡，鞭策著我到今天。
1971年，我在斯坦福大學校園裡，做了一項現在看來是聲名狼藉的實驗：斯坦福監獄實驗。這個實驗想研究社會處境對普通人行為影響的力度。更具體點說，就是一個好人是怎樣被引導著對他人作出壞事的。我把學生分成兩組：一組為囚犯，另一組為獄警，並把教學樓下面的地下室設計成模擬監獄。我作為這所斯坦福監獄的主管，從中得到了有關時間的另一個有價值的收穫。
雖然這些假扮犯人的學生知道自己只是這個實驗中的一個臨時角色，但他們沒有按照實驗假設的那樣有反抗的行為，他們只是像被套牢的羊羔一樣。實驗允許“獄友”之間透過閒聊自己以前的身份或者表達自己對實驗結束以後的未來期待，來擺脫監獄裡陰沉淒涼的折磨，但他們很少這樣做。相反，心理學家透過分析竊聽的電話錄音，發現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抱怨當前惡劣的環境，比如難嚥的食物、粗暴的獄警、監獄裡勞累的義工及內心的孤獨無助等。由於他們沒有跟獄友說過自己被抽到扮演囚犯之前是什麼樣的背景，也沒有表達對未來的憧憬，所以除了共同感受身份降低的羞辱感，他們彼此之間一無所知。這些讓我很驚訝，他們的想法竟與我兒時的想法有天壤之別。兒時我生活在貧苦的環境裡，但我對未來的憧憬卻是非常美好的。我甚至還要從當時艱苦的環境中探索出一切儘可能的樂趣，而相比這些囚犯只是消極地關注監獄中的黑暗日子，於是他們很快絕望地將自己監禁起來。
我們長期以來持有的身份如何被很快地改變呢？是什麼使不同的人對處境有不同的反應呢？為了尋求答案，我開始了時間觀的研究。當1994年博伊德加入我們在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團隊時，他對我在時間方面的早期研究產生了巨大的推動。我們一起發展了一個時間觀的可靠、有效的測量方法。經過30年的研究，博伊德和我的理念已經影響到全世界的研究者，並且我比以前更加確信時間觀是對人類思維、感覺以及行為的最有力的影響之一。
讓我們聽聽博伊德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