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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和一個貧苦的女同學戀愛，原來以為家庭很愛自己，一定會同意的，但家庭卻堅決反對，理由是不能門當戶對。母親還說：‘就是家裡答應了，別人也要說閒話，說我們沒有家教，影響家聲。’第一次，我才開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會的惡毒，對年輕人的專橫、控制和壓迫。在家裡被囚禁似的管制，三年多不準戀愛和通訊。這三年多中間，自己開始對封建家庭和社會有了新的看法，經常處在極端不滿和抗拒的憤恨情緒中，甚至和父親鬧翻了打起架來，一心想離開家庭，脫離封建社會的控制。
“1944年，得到在聯大唸書的馬識途同志（地下黨員）的幫助，離開了家庭到昆明聯大附中讀書，那時心裡充滿了獲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悅。很快地在許多同志的影響幫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進步和新的認識，終於在1945年7月，由馬識途同志介紹加入了黨的外圍‘民青社’。分析自己參加革命的動機，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個人和個性的解放，能夠自由戀愛，後來在若干次鬥爭鍛鍊下，思想認識才逐漸得到改造，‘一二·一’學生運動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學運中，自己親眼看見了國民黨特務如何屠殺青年學生，才真正認識了反動政府的殘酷血腥的本質，透過這回群眾運動，懂得了群眾的力量和決心，更堅決地參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後，由於特務跟蹤，便撤往鄉下工作，那時馬識途同志考慮是否吸收我入黨（當時我並不知道，對黨也無認識），後來覺得我出身地主家庭，應再經過考驗才行。1946年和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調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慶西南學院讀書，由原來在昆明指導我進步的另一位同志齊亮（已犧牲，當時在《新華日報》）繼續培養我工作和學習。當時在西南學院搞過一些活動，擔任新聞系主席和系聯會（學生會）主席。六一大逮捕後加入了外圍組織“六一社”並撤往民建中學任教，從這時起就開始和家庭脫離了關係。在民建一方面參加地下黨刊《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領導該校“六一社”的組織。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劉國鋕（均已犧牲）同志介紹入黨，候補期為九個月。”
羅廣斌在家人的眼裡，特別是他那位在國民黨反動軍隊裡當司令的哥哥羅廣文眼裡，他這位“不務正業”的弟弟，實在是屬於“不可救藥”一類的浪蕩公子。然而哥哥並不知道其實他的這位弟弟不僅不浪蕩，而且非常有思想，只是他追求的與他哥哥完全相反。
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賣，羅廣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後又押到重慶渣滓洞、白公館關押。因為有個國民黨川軍兵團司令的哥哥，所以特務機關對羅廣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夠“改邪歸正”。羅家本身也費了很多心思想救他出來。不過，其哥哥羅廣文則另有想法，他曾與徐遠舉交待過：這個花花公子，得給他點厲害看看，讓他明白不幹“正道”就得吃虧。徐遠舉念羅廣文的關係和“好處”，一直期望羅廣斌能夠“收斂”一點。但早已成為共產黨員的羅文斌根本不聽勸告，仍“我行我素”。
叛徒冉益智曾接受過徐遠舉之託，要他對羅廣斌進行勸降。冉說：“徐遠舉問我，羅廣斌在重慶做過什麼。我說，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學生，在學生中有活動能力，後在民建教書，曾經寫過申請書，尚在候補。徐說：你去勸勸他，叫他承認了關係，我準備送給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匪派張界同我去渣滓洞，與羅廣斌在李磊屋裡談話，由李磊在旁監視著。我對羅說：‘處長叫你承認關係，你有特別的人事關係，承認了可以恢復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裝腔作勢、東說西說，羅不承認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後來李磊出去了。我和羅說：你承認了吧，又不要交出組織，可以不寫悔過書而恢復自由，是合算的。但羅仍不承認。我說：‘你是不是可以和劉國鋕對質哩？你到秀山不是因為陳明德的被捕嗎？’羅臉紅仍不承認。其實，我確知羅的一切，他入黨是劉國鋕介紹的，過去是和彭詠梧發生關係，領導西南的學運和重大的學運，他去秀山是和陳家駿（女、西南學生）、姚炳奎一道去的。姚是我交給蕭胖子（澤寬），秀山的關係是蕭胖子管的。這些資料一扯又寬了，我沒說出，也沒繼續再追。便在羅要求弄點藥品之後，結束了這次談話。回來之後，只對徐說，羅不承認。……後聽張界說，羅廣斌承認了關係，但他表明態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時處決，三、決不依賴哥哥的關係出去。”
可以看出，羅廣斌在敵人面前還是非常堅定的。原國民黨羅廣文部二處（情報處）少將處長、起義將領林茂（解放後擔任過四川榮縣政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