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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茂的這段話很重要,從中可以看出在“11·27”大屠殺過程中,徐遠舉曾經對白公館那些有各種“關係”的“獄犯”還是費了一些心思處理的。像羅廣斌這樣有背景的人,其實他徐遠舉並沒有想真殺,如果當時握著重兵、又在瘋狂一刻時真要像對付許曉軒、劉國鋕等共產黨員的話,那麼羅廣斌和另外十幾個難友肯定也是出不了白公館的。歷史就是這樣奇妙,假如徐遠舉沒有心存一絲同羅廣文這等國民黨實力派要人的“舊情”,那麼“紅巖”可能不會有脫險的倖存者了,沒有了倖存者,我們還真的不知道“紅巖故事”能不能像現在這樣被世人如此瞭解,紅巖的革命烈士精神和光輝形象還是不是能夠像現在這樣光芒四射!
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鬥爭,有時並不像經緯那麼分得清楚。
我們後來所知道的是,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殺的當晚,羅廣斌爭取了看守楊欽典開啟牢門,並組織了連他在內的白公館19名難友的越獄脫險。這是他在解放前所做的貢獻之一。
1959年,中共重慶市委審幹委員會經過對羅廣斌被捕和獄中表現情況,作出如下結論:“……羅廣斌同志是由叛徒冉益智的出賣行為和羅之母親將羅回家的訊息洩露而被捕的,同時證明其在受審期間和在獄中無不利於黨的行為,由於羅和同獄的其他同志對敵監獄管理人員楊欽典平時曾做過一些爭取教育工作,故能於我軍迫近重慶時,乘敵人慌張之隙,得楊欽典之協助,組織和率領同獄人突獄脫險。也由於敵人企圖以羅廣斌同志為人質,以鉗制其兄羅廣文,故在被捕受審期中未受酷刑,亦使得免於與其他同志一起被敵慘殺。據此情況,認為該同志被捕一段無其它問題。”
解放後,羅廣斌以一腔熱血投入到了參加被害烈士情況整理工作,並以親身經歷,到處講“紅巖故事”,一時成為當地的“故事大王”。1950年9月,他任青年團重慶市北碚區工委組織部長。當年12月至1953年8月任青年團重慶市九龍坡區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53年9月至1962年7月任共青團重慶市委常委、統戰部長、青聯副主席(1957年12月後下放到重慶長壽湖農場魚場勞動鍛鍊,代理場長、黨委委員),1962年調重慶市文聯做創作工作。1961年小說《紅巖》的創作成功,羅廣斌從此名揚中華大地。但文革一開始,由於江青對《紅巖》和中共南方局大加誣衊,造成對羅廣斌的殘酷迫害,並慘無人道地對這位從反動家庭走出來的革命知識分子、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使用了法西斯的殘害手段,致使羅廣斌於1967年2月10日不幸去世,終年42歲。10多年後,羅廣斌才得到蓋棺定論!在羅廣斌同志的骨灰安放儀式上,文化部、全國文聯、中國作協、共青團中央、國家出版局等單位都送了花圈。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鬍耀邦,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全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夏衍、林默涵,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華羅庚等領導送了花圈。
筆者在採寫本書時,專門到羅廣斌家探望了他的夫人。老夫人親口告訴我:她不相信在敵人監獄裡視死如歸、革命異常堅定的羅廣斌會“跳樓自殺”。她認為,這是造反派對她丈夫的又一種誣衊,並說:除此她還有一個遺憾,就是“文革”中有人將羅廣斌留下的許多關於“紅巖”獄中的珍貴歷史材料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老人家希望借我的筆,能還羅廣斌死因的真相和有可能透過相關渠道重新找回那些被強行抄走的寶貴材料。
對這樣的問題,我似乎只能對天嗚呼!
四
這裡有一個鏡頭,讓許多人記憶猶新,感慨萬千:那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