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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請跟我們走一趟。”特務假裝客氣地說。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點衣服”。他想乘機把被捕的訊息告訴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帶走！”特務惡狠狠地給他帶上了手銬。敵人在胡有猷家裡沒有搜出什麼東西，就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並奪下了她們懷中的兩個孩子，扔給鄰居。他們被抓走後，半歲的女兒哇哇哭叫，兩歲的兒子不停地呼喊：“我要媽媽！”“我要媽媽！”
育幼院離北碚中心還有十來里路，山高路窄，特務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門，就將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時，特務突然問他：“你認識蔣啟予嗎？”
他驀然一驚：難道蔣啟予也被捕了？平靜地回答：“我不認識。”
“他家住在什麼地方？”特務又追問一句。
“我與他素不相識，怎麼知道他住在哪裡”？胡有猷放心了，敵人不知道地址，說明北部師範的黨員蔣啟予沒有發生危險。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務押著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蔣家對面馬路口的縫紉店。一個特務拿著一封信，冒充蔣的朋友，欺騙蔣的母親說，是蔣啟予約他從沙坪壩趕來的。蔣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馬上到街上去找蔣。胡有猷見狀心如火焚，只有一個念頭：快想辦法營救同志！這時，蔣的妻子坐月子睡在裡屋，發覺情況有異，伸出頭來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蔣家，與蔣妻相識，於是故意咳嗽一聲。當蔣妻用驚詫的目光看他時，他故意低下頭，裝著不認識。胡的反常舉動，引起了蔣妻的警覺，趕忙抱著小孩，裝著逛街，抄小路攔住回家的蔣啟予，叫他趕快過江，轉移到隆昌老家去。胡有猷見蔣妻鎮定的抱著孩子回來，估計蔣啟予可能已經安全脫險。他為自己巧妙地保護了同志而暗暗高興。
特務等了一陣不見蔣的蹤影，知道上了當，就將胡有猷押到興江旅館一個房間。進行突擊審問：“快說，蔣啟予是不是共產黨？甘光餘是不是共產黨？”
胡答：“我不認識他們，是不是共產黨我不曉得。”
特務“啪”地一聲打了他一耳光，進一步追問：“你與鄉建學院的甘光餘是什麼關係？”
“我是育幼院的老師，教的是小學生，與大學沒有什麼關係。
特務見他不說，就用被蓋捂住頭打屁股，打一陣問一，結果什麼也沒問出。當時，胡的妻子也押在那裡，他趁沒人時悄悄暗示她設法通知同志。後來，甘光餘收到胡妻託專人送去的信，及時採取了措施，使黨組織避免了損失。這是後話。
當天17日當天傍晚。夜幕下，一輛美製囚車沿嘉陵江向重慶市內急馳。車上，緊銬雙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為什麼會突然被捕？敵人為什麼知道蔣啟予的地址和甘光餘的名字？憑著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他分析可能是上級領導人出了問題。他感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在敵人威逼下叛黨出賣同志是最可恥的，因此不管自己面臨多麼嚴峻的考驗，都要堅定不移地保衛組織，保護同志。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為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出賣的。而蔣啟予、甘光餘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於胡有猷給蔣妻的巧妙暗示，使蔣啟予得以虎口脫險，甘光餘和北碚的其他黨員才沒有發生意外，北碚的黨組織因此得予儲存了下來。
再說敵人從叛徒的口裡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黨北碚特支書記時，便妄想從他身上開啟缺口，把北碚地區的中共黨員一網打盡。在用盡了種種酷刑，什麼也沒有得到的時刻，特務們只好拿出最後一張“王牌”——讓叛徒出面“對質”。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職務，他們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著胡有猷，低聲哀氣地“勸說”。
“無恥！”胡有猷凜然挺立，大聲喝住叛徒，並對特務說：“既然你們知道我是共產黨員，特支書記，那就別想問出什麼東西。”儘管胡有猷受盡毒刑拷打，但他所領導和發展的數十名共產黨員，一個也未暴露。
特務撬不開革命者的鐵嘴，只好求助於叛徒這根“稻草。”1948年7月27日，重慶各報刊載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書”和“供詞”：“北碚區之胡有猷，曾在湘輝學院吸收金臣麟，在鄉建學院吸收呂雯然等為黨員，在北碚師範有外圍組織創造研究社及群眾三人。”敵人根據冉的供詞，先後逮捕了金臣麟、呂雯然、甘光餘等人。由於金、甘、呂，是透過胡有猷來領導的，冉益智和他們沒有見過面，不敢與他們“對質”，更供不出他們所領導的黨員，因此，敵人仍千方百計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