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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準備。
1939年秋，胡有猷離貴陽來重慶，準備奔往延安抗大學習，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殺赴陝北青年，沒有去成。經黨組織同意，來到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工作，開展統戰活動，深得該社負責人黃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的嘉許。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後，重慶白色恐怖更加嚴重，胡有猷轉移到川北一帶做地下工作。1943年，胡有猷調回重慶，先後在寸灘中心學校、廣益中學、建川中學和中華職業學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根據“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指示，積極進行革命活動。這段時間，家鄉親友曾多次勸他回黔競選國大代表，有人還推薦他去當鳳崗縣長和遵義教育局長，均被他婉言推辭，他說：“我對政界工作不感興趣，我熱愛的是教育事業。”實際上，他拋棄個人名譽地位，完全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服從黨的決定留在重慶從事革命鬥爭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中央南方局遷往南京，黨在重慶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慶市委。這時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員彭詠梧的領導下，主要專門從事學運工作。
1946年秋，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悍然發動內戰，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學生愛國民族運動不斷高漲。同年底，美軍強姦北平女學生沈崇的罪惡事件發生後，反美抗暴的愛國怒潮迅速席捲全國。1947年1月，在重慶市委彭詠梧的領導下，成立了“重慶市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1月6日全市63所大中學校的15000多名學生，舉行了震撼山城、影響全川的愛國大遊行。在這些日子裡，胡有猷根據黨的指示，在沙坪壩和城區的一些學校，透過各校地下黨的組織，發動廣大同學，積極參加遊行示威。他還向《新華日報》投稿，高度讚揚學生的愛國熱情，揭露斥責國民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47年2月底，《新華日報》突然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查封，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胡有猷在與上級黨暫時失去聯絡，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毫不畏懼，仍然繼續領導他所聯絡的黨員和群眾進行革命鬥爭。他特別注重進行革命氣節教育，每當與黨員秘密接頭談話，總是講：“我們共產黨員要經得起考驗，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守秘密，保護同志；哪怕犧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持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他以講革命先烈的鬥爭事蹟和王若飛同志被捕後“英勇不屈，臨刑不變節”的故事，鼓舞自己，教育同志。他遵守黨的紀律和秘密工作原則，從不亂說亂問，嚴格執行單線聯絡的地下黨工作方法，以致他所聯絡的黨員，一直不知道他和上級的姓名。胡有猷沉著穩重，有堅強的黨性和組織觀念，深受同志們的敬佩和信任。
不久，中共重慶市委重新秘密組成。為了更好領導和開展權勢學生運動，市委決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區南岸三個學運特別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書記，負責北碚各大中學校的黨組織和學運工作。北碚是重慶重要的文化區之一，有鄉村建設學院、湘輝學運和勉仁中學等數十所大中學校，黨的力量比較強。黨員分別由南方局青年組和重慶、巴縣地方黨組織領導，同一個學校就有三個系統互不聯絡，沒有形成統一的戰鬥的組織，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來清理關係，建立了統一的黨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驕陽似火。胡有猷頂著烈日來到城區蓮花池，向鄉建學院學生黨員甘光餘佈置工作。同時在聽取了甘光餘彙報學院的情況後，胡有猷又向甘傳達了市委決定：“鄉建學院建立統一支部，由你擔任支部書記，回去要儘快把學生組織發動起來。”之後，在胡有猷的直接領導下，北碚地區的學運風風火火，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我黨的組織發展工作也十分活躍，一批優秀青年加入了組織中來。
1948年春天，正當聲勢浩大的愛國學生運動，搞得敵人焦頭爛額時，特務機關發現了重慶市委秘密印發的《挺進報》，隨即又有黨內出現了叛徒，形勢更加惡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級的緊急通知，說黨內出現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發生意外。同時，得知他的直接領導人、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已經由城內轉移來到北碚。他深知情況嚴重，趕緊通知了有關同志，銷燬、轉移了秘密檔案和一切可疑的東西，作了各種應急準備。
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課，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長辦公室。他警覺到可能發生意外，仍沉著鎮靜地走進院長辦公室。
“你是胡有猷嗎？”一個便衣特務問。
“我是。”他微微點頭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