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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犯們就不殺啦？”一天不動手對付共產黨似乎就要手癢的徐遠舉有些失望地看著上司，不知其解。
“你不知道，上個月廣州撤退時，我們的廣州空軍在廣州機場存放了幾千噸物資，結果共軍打過來時，我們的人根本沒有按預先安排的給破壞掉，最後倒好，全給了共黨！委座氣不打一處來，將空軍司令周至柔叫去狠狠地罵了一通。這回重慶如果再出現類似的情況，委座非得把你我革職查辦！”毛人鳳瞟了一眼徐遠舉，喘著粗氣，陰聲陰氣道：“你去先把爆破大隊的人給我找來。記住，這是我們當前最首要的任務。”
“是。”
六
同是1949年11月14日這一個晚夜，白公館樓下的第四室牢房裡，聽著難友們輕輕的鼾聲，一位名叫宣灝的“老囚犯”怎麼也睡不著。晚上八九點鐘，一位監獄看守悄悄告訴囚中的難友們：關在樓下二室的鄧興豐已同從渣滓洞提出的其他29人在電臺嵐埡被秘密殺害了。另外一個訊息是，人民解放軍已逼近四川，重慶馬上就要解放。這兩則訊息，讓這位當年誤入軍統訓練班，後又一心想參加新四軍的江南青年，整整坐了九年多鐵牢。每晚都有“獄中寫作”習慣的他，這一夜無法入眠。
此時此刻，宣灝想到了自己和其他難友隨時都將會像鄧興豐一樣被拉出去“制裁”。對於死亡，他並不害怕，並且早己做好了準備，然而宣灝感到遺憾的是，由於自己的特殊身世與經歷，一直埋在他內心追求光明的理想卻還沒有機會告訴革命同志，特別是還沒有機會告訴同室囚友他朝思暮想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時間不多了，該向同志們表白了！想到這裡，宣灝毅然找出偷偷收藏的紙和筆。他決心抓住最後的時機，寫下自己要對中國共產黨要說的話，如果萬一有機會帶出去，此生無憾矣！
白公館內外，此時異常靜寂，只有遠處的狗叫聲畔在耳邊。藉著牢房門欄間隙透進的微弱光線，宣灝的深度近視眼幾乎貼在紙上，只見他吃力地一筆一畫地寫著開頭的第一句話：
親愛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請允許我這樣稱呼你。
從何說起呢？從今天下午老鄧的走（還不清清楚楚地擺著麼：他們是完結了啊），我想，你們的案子是結束了，你和老劉的生命也許是保全了；但從另一方面，我們得到確息，我們這批從貴州來的同志，已於十日“簽呈”臺灣，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結的了；因此，在臨死之前，我想向你說幾句我久想向你說，而沒有說成的，請你瞭解我，而為我和其他的同志報仇！
寫到這裡，宣灝感到極有必要向黨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軌跡：
我是江蘇江陰人，父親是一個鮮魚小販，因為家庭窮困，十一歲母親逝世後，我一面幫著父親挑擔做生意，一面在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後，曾在初中肄業半年，十六歲，到無錫一家水果店學生意。但我異常厭惡那種狹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識，到更廣闊的世界去活動。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滿足我的這種希望的，於是我便逃到揚州一個駐防軍裡去當兵，大概幹了三個月，我就被我的父親找來領回家去了。
在家裡，上午我幫著父親挑擔做生意，煮飯燒菜。下午，便獨自躲在光線暗淡的小室裡學畫，讀當時新興的小說和淺近的社會科學書籍。我沒有相好的朋友。因為，即使有錢人的子弟願意與我交往，他們的父母也討厭我到他們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爛，多骯髒呀！朋友多得很，為什麼獨獨要找他，給人家看了笑話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形成的；同時，那樣的生活也給我帶來了壞影響：求點知識，學些本領，我將來要往那些有錢人堆裡爬——現在想起來，當時的心理是多卑劣，多無恥啊！
到我十八歲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錢的遠親，把我介紹到上海東南醫專的解剖實習室去當助手和繪圖（解剖圖）員。
除了規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選擇很多和自己工作有關，或感到有興趣的功課，隨班聽講。兩年半時間，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學，和別的自然科學的知識，幽靜的實習生活，也養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時事的個性。
二十四年（編者注：指民國二十四年，即1935年）年底，上海學生為了“何梅協定”事件，赴京請願抗日，我也參加了那些偉大的行動；從那以後，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狹小無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處託人活動轉業，後回到家鄉小學裡當了教師，接著又當了一學期小學校長。這樣我的生活是“獨立”了。因為職業關係，也得到了少數人的尊敬。但我應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