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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斯泰洛齊，又如以為在“教育上應發述兒童的知識，使能判斷善惡，陶冶意志，以養成為善去惡的習慣”的赫而巴特以及主張“養護兒童使之自由發展，以自識其本性服從其本性”的福綠裴而，都是教育史上傑出的人物。從人文主義轉變到實利主義，再轉變到新人文主義的這一段史實，正是說明教育思潮追隨時代，推動時代，改造社會而具有種種聯絡性和變化性的最好例子。所以要尋求中國目前新的教育思潮，必須先分析近百年來中國教育演變的歷史和當前中國社會具備的特質，才能抓住要點，得到確切的答案……
科學救國、教育救國，這是舊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基本信仰，他們在這種進步思想的引領下，有人開始接近中國共產黨，並且成立自己的進步團體，來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進行鬥爭。薛傳道就是這樣的一位知識分子。然而，他在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國的道路上英勇犧牲後的幾十年裡，卻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間，他被戴上了“國民黨大特務”的帽子，受盡了政治上的汙辱。薛傳道的親和親屬們也因為他的緣故，幾位在部隊工作的侄女侄子，還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連而或提前轉業復員，或從幹部崗位上被揪下臺，飽受政治凌辱。與他一起參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更是因為丈夫的原因，幾度被逼成瘋。在紅巖革命歷史紀念館裡，我看到了薛傳道的岳父、商育辛的父親商蔭荘老人在解放初期寫的一份聲討美帝國主義和蔣匪幫的“控訴書”，內容催人淚下：
……“中美合作所”（這個響亮刺耳的名詞），當初我總以為是關於經濟合作等類的機關，絕不想到這是一個由美帝和蔣匪幫用世界上最殘忍的刑具和最厲害的殺人武器，殘害我國革命青年和共產黨人的殺人合作所，更不會知道這個合作所是慘絕人寰、使人不能置信的“人間地獄”，尤不會料及在那裡曾殺死了我的大女婿、迫害了我的大女兒的血腥地方！
我的大女兒叫商育辛，大女婿叫薜傳道，他倆一塊兒在重慶國立中央工專教書，因為他們的政治認識比較清楚，思想比較進步，對美帝和國民黨反動派常表不滿，他們憑著青年人的熱情組織了“活力社”這樣就引起了美帝和蔣匪幫的注意，這樣就被抓進中美合作所裡去。當1949年4月我們的百萬雄師橫渡大江的晨光，重慶的形勢隨著嚴重，在5月25日的晚上，我的女兒和女婿，正在校內的小家庭裡度著美滿甜蜜的生活，重慶警司令部大批武裝突然間把學校包圍，又突然間把他倆抓去，馬上送到所談中美合作所裡去。當晚我的女兒就在陰森森的、黑沉沉的一個廟裡度過。在一陣陣淒厲的慘叫聲中，我的女兒開始嚐到了美國刑具的滋味，這樣死去活來的嚴刑詢問了幾個月，她吐血了，本來她已有五六個月的身孕，到這時是再也不能堅持下去，而且不久就要生產。匪特們為這，才叫我女兒女婿所在的工專校長出面保釋，說等孩子生出後再關押。我女兒因飽受嚴刑，即發生難產，好不容易由醫生施用手術，母子才得以安全，就在這時重慶解放了，我女兒的命也就從敵人的刀下被留下來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我女婿就沒有這樣運氣了。他被捕後飽嘗了各種刑具和監獄的折磨，實足過了六個多月，也不像人樣了。到這年的11月27日晚上，被兇狠的特務們用卡賓槍掃射而死在渣滓洞內……
集體大屠殺後，我女兒撫養著從苦難中生長的孤女，在淚與血的生活中，差不多渡過了八個月的光景，身體更不行了，神經也失常，因為這樣我就電促其回浙江老家。當重慶輪在上海碼頭靠岸時，我即見到臉黃飢瘦、形容憔悴的女兒，她手上抱著孤女，蹣珊地走過來，開口叫著“爸爸”時，我心頭有說不盡的痛苦！從她的手中接過孩子時，我就覺得這個孤女已失去了她的爸爸，當時我要流淚，又怕傷了女兒的心，強忍著。
後來我們匆匆地到了北火車站，誰知火車已開出，我們只好就在候車間的地上把孤女安放好，我和女兒便在地上對坐著。女兒開始用嘶啞的聲音向我訴說她的遭遇了。她說：“爸爸！現在這個情況，正如我在八九月前有一次去中美合作所會見他（指薛傳道——筆者注）的樣子，他倒在亂草中，像豬崽一樣，要不是從他的聲音裡辨別，簡直認不出是他呀！他見了我，把感情盡力抑住地說：‘育辛，看上去，我是不中用了……’他的眼睛向我注視了一回，接著說：‘希望你把腹內的孩子養大，將來替我報仇。’”說到這裡，女兒哽咽著說不出話，一個勁地流淚。片刻，她又接著說：“爸，傳道告訴我，有一次，匪特們把他押到一個幾丈見方的池邊。爸，你曉得這個池裡放著什麼呀？是美國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