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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是大商大賈，某聽說，咱們通州尋常書坊的米大官人就在謁見之內……”
“啊？”鄭氏兄弟倆都吃驚了。
他們聽說過“尋常書坊”的大名，就在通州城東的文林坊。
書坊主姓米名希孟，據說是翰林書畫院的院士米友仁（米芾之子）的族弟，和米翰林一樣寫得一手好字，是解試舉子出身，可惜未能得中進士。
聽說他落第回到通州後，不久就賣了家中經營的一個香料鋪子，換得銀錢開了家書坊，取了個怪異的名字叫“尋常書坊”，書坊裡面的書籍可售可借閱，售價比別家便宜，《論語》《孟子》等儒家經籍，只售百文一部，還是全國聞名的杭刻本，而借閱一書所花不過十文，可帶回家謄抄三日，惠及不少貧寒學子，米希孟因之在通州士子中享有很高德望。但論財力，米家在通州大商賈中是排不上號的。
魏東福道：“米大官人財力雖不及那些行首綱首，惠及讀書人的德行卻是有口皆碑，這次能得國師接見應該不是偶然……聽說他這次帶的貨除了湖筆、蘇墨、建硯、竹紙外，還有開蒙書、名家詞集、朝廷允許外銷的經史子集類——都是元邊紙建本。”
大宋的湖筆、蘇墨遠沒有宣筆、徽墨出名，在文房用具中，和建州陶硯、竹紙一樣價格不高，但質量卻不差，很受中下家庭的讀書人喜愛，遠銷日本自然是賣給日本的中等貴族。
以前日本學習大唐時，公卿貴族都以使用大唐商品為榮，現在日本學習大宋，上下貴族都以使用大宋商品為榮，視本國出產的為“土貨”，包括文房用品。比如，日本紙在大宋很受歡迎，尤以但馬紙為貴，但倭人卻以用宋紙為榮。
像元邊紙在大宋就賣不起價，它是竹紙中較脆又較粗糙的紙張，所以價錢便宜，當然印書的元邊紙比書寫元邊紙稍厚，但紙價也很低，販到日本後即使起價四五倍，也不過三四百文一刀。雖然比起同等質量的日本紙價錢略高一點，但很多有餘錢的倭人寧肯多花幾十文買宋紙，而不買國產紙。所以，不少宋商賣文房用品到倭國其獲利翻了幾番。
並且，日本國的書價尤貴。以前都是公卿貴族才擁有藏書，識字讀書也是貴族的特權——雖然日本後來學習大唐興辦官學，但官學只收貴族子弟，到平安時代前期興辦私學，才開始招收庶民，但私學在數量和規模上都不及官學，庶民子弟能上學的仍是少數。而日本的印刷術遠不如大宋發達，使得書貴如金，即使中等貴族的家裡藏書量也是不多的。
南廷允許外銷書籍後，很多海商看中了日本的書市。而宋版書比日版書印刷更精美，字型排版更清晰工整，很快便佔據了日本大半書市。有財力的宋商從書肆批買印刷精貴的官刻本和杭刻本賣給公卿貴族，而中等財力的宋商則批售價格較低的建刻書。所謂建刻是指福建建陽的刻本，世稱建本，以量大價廉而聞名。所以“元邊紙建本”在大宋意味著低價書——當然絕不是坊間的劣刻本——銷到日本的價格雖比本國貴了好幾倍，但比起日版書還是便宜的。
無形中，使得能買得起書的日本平民多了起來，如商人、坊市民，還有那些擁有“士”的身份卻被排斥在貴族圈外的中下層武士。而這些人，有可能最先接觸的就是來自大宋的蒙學書，接受的是大宋的文化……
這位米大官人將“尋常書”賣到倭國，也想讓更多的倭人讀得起書？——鄭七郎腦海中突然蹦出這個念頭。
便聽魏東福道：“……現下會說大宋官話的倭人越來越多了，七郎就算頭回來倭國，也不怕出門沒了方向，在這博多城的商鋪隨便找個倭商，都能用大宋官話道個東南西北。”
鄭七郎哈哈道：“那敢情好，不用比手比腳、連猜帶蒙了。”
“哈哈哈……”三人都笑起來。
說話間，已輪到他們這艘海船泊岸，三人互相拱手道別，便趕著吩咐隨從去碼頭叫人力，準備卸貨入關了。
東邊碼頭上，糧秣隊已經分隊出發採買補給。衛希顏的官船停在旗艦左側，葉清鴻在兩名親衛的陪同下，下船出了港口，去經歷這些不同於大宋的海外風情，以修煉她的道心。
衛希顏沒有出港，從官船移步到旗艦，接見來自通州、秀州、明州，以及留駐博多的各地宋商代表，詢問貿易狀況，又問起宋商在倭國遇到的困難，有何建議等等。言語態度很是溫和，漸漸讓這些商人去了兩分拘謹，說話的膽子也大了兩分。
因佔地利之便，赴日貿易的明州籍和秀州籍商人最多，而通州設立市舶司還是近兩年的事，在對日貿易的宋商派別中相對較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