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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最初招刺從軍，就是因為家中田地賣掉了，若不從軍就無法養奉父母妻小（岳飛16歲就娶妻了，哎，村裡的娃成親早，一年後就有了兒子岳雲）。當時岳飛應募的是有武技的“效用”，這是高階軍士，可以只在手上刺字，這樣就能避免臉上刺字的恥辱。
2、金國的都元帥府：掌管征討之事，停止用兵時便廢除。官職如下：
都元帥：從一品，一艘是皇儲擔任。
左副元帥、右副元帥：正二品。
元帥左監軍、元帥右監軍：正三品。
左都監、右都監：從三品。
以上的“左、右”是左比右尊，不是按照東路、西路來分，所以會出現右副元帥下面有左監軍。
3、關於時立愛的官職：
侍中即門下侍中，是宰相之職，金國官職採用的是遼人用遼制，漢人用漢制，但時立愛這些漢臣，官職雖然為宰相，職責卻只是統管金境內漢人的宰相：凡漢人地區的官吏選授、勞役調發、租稅徵收等等，都代表皇帝處理；像知樞密院事這種軍機長官，統管的即是漢人的軍事，所以兼漢軍都統之職。
4、對金國皇帝和皇子的稱呼：郎主、郎君。
這種稱呼是女真語，“郎君”是漢文意譯，金國的宗室皆稱“郎君”，皇帝則稱“郎主”。
像“國公”這樣的爵職暫時只是漢官制和遼官制有，這時的女真官制還沒封公封王之制，即使太祖皇帝的兒子和現在的金太宗的皇子，都沒有封王（屬於死後追贈），到了完顏亶為帝后才有封王，所以這個時候對皇子沒有“大王”這樣的稱呼，或是叫郎君，或是稱呼官職。
孛堇：bèi jin
☆、經略東洋（一）
就在岳飛率領驍騎軍伏襲金騎之前，衛希顏的艦船抵達了博多（今福岡）。
博多位於日本九州島北部，三面臨海，西南的博多灣是日本與中原王朝的海貿港口，大唐時代，日本的遣唐使就從這裡出發，前往長安，管理九州事務的大宰府則在鴻臚館接待來自天朝的客人，並與商人進行貿易。
隨著遣唐使的往來不斷，中原文化源源不斷輸入日本，直到大唐覆滅，全盤唐化的日本頓時迷茫了——這樣強盛的天朝上國都覆滅了，讓學習天朝的日本何去何從？在這種迷茫的心態下，日本關閉了官方遣使的貿易，直到北宋建立也未恢復，但民間商船的往來從未斷絕。
由於宋朝鼓勵商貿，前往博多貿易的舶商越來越多，海船一般從明州（今寧波）出發，抵達博多後，到大宰府檢驗公憑的貨單，並呈報太政宮，太政宮准許貿易後，派遣“交易唐物使”到博多負責貿易，先是進行官方交易，然後才准許宋商與民間交易。但官方經常壓低收買價格，或拖欠貨款，使宋商遭受很大損失，於是很多宋商轉移到九州島的西國一帶從事私人交易。
宋商在對日貿易中獲利巨大，比如在國內買麝香十三個，在日本價值白米五百石，而在博多灣用七十貫買一顆日本尾張蚌珠，回國後可賣五萬貫，獲利幾近百倍。這樣巨大的利潤吸引，促使赴日的宋商船隻逐年增加，從一年一船次增到一年二船次、三船次，甚至一年四船次。
然而，宋船入日次數和人員的增加，讓天皇朝廷受不住了，因為從太政宮批准貿易後，宋商的食宿（從進港起至回國啟航止）都要由鴻臚館按例供應，而日本國內大量農民破產，稅收來源枯竭，國庫空虛，很難拿出鉅額款項維持宋商的食宿費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貿易。
這時正是平安王朝的“攝關政治”時代，外戚藤原氏把持朝政，被稱為攝關家，掌握著全國最多的財富，一方面嫉妒海貿獲利最大的是宋商，另一方面又不能打自己的臉說天皇朝廷供不起宋人食宿，索性頒佈限海令，對來日的宋商海船發給官牒，規定年限實行定期貿易。
但宋商在鉅額利益誘惑下，經常提前來日貿易，被大宰府查出後，拒絕這些船隻入港。
這對宋商來說是個打擊。
但商人是個獨特的群體，儘管地位低下，卻是社會各階層中最具活力、最有膽色、最善於創造機會和把握機會的一群人，只要有利潤吸引，他們就有自己的辦法打通各個關節，有自己的渠道將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貨物賣給合適的人，他們和官員、和海盜合作，並武裝商船，確保海上貿易的安全暢通。
因此，對宋商來說，倭皇的詔令雖然不利，但無非是換一種方式貿易，宋商便改而進入日本其他港口，如若狹、但馬、越前這些距離京都較近的地方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