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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書坊、也是大宋最大的書坊——古今書坊的坊主岑之儀，坐中間的藍袍文士是明州最大的書商賀章良，坐最下方的綠袍文士是通州尋常書坊的坊主米希孟。
除了岑之儀是從臨安出發起就與使團同行外，賀章良和米希孟這兩位都是臨時起意去日本。
這種隆冬時節，除了皮袍商和棉服商外，一般商人都不會在十月之後再往日本，一是海上逆風船行慢，二是天氣太冷，日本多數地方泰半會下雪，市場不興盛，再者臨近過年，宋人都有臨年節不出遠門的習慣，就算做冬服貿易的商人，十一月初出海就是最後一趟，而趕在月底返回。
但就在十天前，明州、秀州、通州這三地忽然風聞朝廷將派遣使團在十一月中出使日本。這訊息傳的有鼻子有眼，讓一些海商、尤其是大海商怦然心動。若與使團同行，既可沾些光彩，又可借使團東風“狐假虎威”幾分，更重要的是有機會和使團官員接觸，打探朝廷關於宋日貿易的動向，更或許有幸得了人緣能為以後鋪路。
而賀章良和米希孟都收到了來自京城的快函，確定了這個訊息的真實性，並且得知副使是禮部文教司郎中，正好比是天下所有書肆的“父母官”，這個機會顯然不容放過。所幸他們的書坊和文具齋都有存貨，雖然準備不是特別充分，但來回日本一趟還是有賺頭，至少不會貼了行程費用，便將書肆和文具齋全部清空裝了箱，緊趕上使團出行。
出行的前兩日，陸陸續續有從明州和秀州來的海船開到通州海門港。到出發這一日，海面上浩浩蕩蕩的船隊中，水師護航戰艦一百二十艘，跟隨的商船三十五艘，而使團成員出使的坐船不過一艘而已，使團成員都有些無語：這到底是護送使團還是護送商團？
至於使團的正副使臣，看見這番陣容，心裡就越發猜疑了。
這兩位是在十一月初十率使團啟程出京，從臨安走水路到通州海門港，按詔旨由通州水師護航出使日本。卻在通州水師見著了風聞正在江北巡軍的衛國師，當下都吃了一驚，然後見到衛希顏手中詔旨，方知此次出使倭國的真正主事者是這位國師樞密使，心裡自然犯嘀咕。
兩位使臣這一路上都在揣測——衛國師出使倭國是否有不為人所知的內情？
這會在艙中喝茶敘談的幾人，除了岑之儀和賀章良二人外，其餘人都是頭回到日本，正聽著岑、賀二人擺談日本的風情風物，不時泛起笑聲。
張致遠對日本的學制頗感興趣，雖然出行前就已經調閱過秘書省存檔的日本國文教綜況，但論詳盡自然比不上樞府的軍機情報，便問起去過日本多次的岑之儀。
岑之儀道：“總起來講，倭國的官學制度就是模仿唐朝。大學寮就是國子監，執掌大學的學事，設有明經道、紀傳道、明法道、算道、書道、音道這些科目，教學《詩》《書》《易》《春秋》《禮記》《論語》《孝經》等儒家釋義的經籍，還有史書、算學、律法、書法、漢字漢音等。後來，又在地方設立國學，相當於我朝的州學。大學只招收公卿子弟，國學招收地方官吏子弟，都不招收平民。
“後來有個叫空海的倭國僧人，這個和尚在倭國很有名，被倭人譽為‘書法三聖’之一，他曾經在大唐學習了很多年，回倭國後創辦了一家佛學私學，允許平民入學，這才開了平民子弟入學的先例。之後，倭國便陸續有私學招收平民子弟。但總起來講，平民入學讀書的仍是少數，不及我朝多矣。”
“自是不如我朝。”賀章良介面道，“大唐之後，我中原再無士族門閥，但倭國還是士族門閥制，這些士族就是倭國人所稱的‘公卿’。選官制度主要依靠士族世襲制，公卿世襲為官，他們的子弟哪還有心思認真求學，即使上大學亦不過做個樣子，能做何等官職還是看公卿門第，而不是看學識。這自然造成了官學的日益凋敝。某聽平安京的一位私學山長說，以前大學有兩成學生出現在學堂就算很不錯了。現在，因我朝的影響，倭國朝廷宣詔重視經學，這才有許多公卿子弟不得不返回大學讀書。”
米希孟“咦”了一聲，說：“倭國難道沒有科舉，不是說學習大唐？”
賀章良嗤道：“有貢舉，但名存實亡。”
“哦，怎麼說？”
“倭國的貢舉制，只以學生為主，學生以外，欲參加貢舉，實不可能，這就讓無法入學的寒門子弟失去了進身之門。不像我朝，只要身家清白，就能報考縣試。再者，倭國透過科舉考試的學子只能擔任最低階的官吏，而且很難得到升遷。不像我朝，以科舉出身為貴。”
米希孟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