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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怎麼用呢？
也是“發而皆中節”。
名可秀道，我們說修心養性，那是不是不能發怒啊？——遇到壞人做惡事能不怒嗎？遇到官員貪汙能不怒嗎？遇到國家被侵略能不怒嗎？這種怒，要多怒幾下，天底下就少了許多壞事。所以，修心不是講不怒，而是要“用”，恰到時候的怒。隨時隨地、不講對錯地對人發怒，那就不對了。
所以，“中庸”的“用”，是要用得恰到時候。
再講“喜怒哀樂”，這是人的情緒。修道講定心，定心是講守靜。但守靜不是不動心，不動情。人是有情的，只要“發乎情，止乎於禮義”，“知止而後有定”，便能做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了。懂醫道的都知道，喜則傷心而氣散，怒則傷肝而氣上，思則傷脾而氣鬱，憂則傷肺而氣結，恐則傷腎而氣下，這就是情緒發得過度了。偶爾過度一下也無妨，但經常如此，那就傷身了，久之必病，甚至損壽。
臺下就有官員學者想起前任刑部參政範宗尹，才及四十歲就因病而逝，私下有傳他是氣怒鬱積過度而死。這傳聞應該沒錯。但是想一想與衛希顏做對的那些朝中大臣，朱震、胡安國等都是年過花甲壽終正寢，偏偏這位範參政氣量狹小，這不，氣怒鬱積，傷身了吧，沒命了吧。這就是修心養性不到家呀，中庸學得不好——幾位大宋高官心裡感嘆。
名可秀道，“中庸”的“用”，是要用得適度，也即是講要有分寸。
做到了“中”和“用”，就實現了《中庸》所說的：“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所以，“中、庸”，就是“中”與“用”，也就是“中”與“和”。
這兩者要合起來，不能分開，達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了。
如果人人都達到了大本的“中”與達道的“和”相平衡，那麼儒家說的最高理想，大同社會就實現了。在這個理想社會中，天地間萬事萬物，包括人類的各種族、國家、階層、家庭和個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共生，共存，共發展，共進化。
“進化”這個詞最先是被儒家用於人類的衍化，說天下之眾始於圖騰，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故稱之為進化之階級，也就是人類從族群到國家的發展層次。不是後世生物進化的意思。名可秀在這裡講到“共進化”當然也不是生物進化的意思，而是指萬物的組織形態向更高一級發展。比如國家政體的進化，在名可秀腦中就已經有了還不算完全和完善的構思。像現在大宋和大周，就是在走一條不太相同的路——究竟誰是正確的呢？柴鉊、柴贇父子和名重生、名可秀父女在用他們的實踐求證著，或者說，雷動與名重生的相鬥，並沒有隨著他們的身逝而消失，而是由他們的子女在繼續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講，名雷的勝負結果，還在遙遠的將來。
孔子在《論語》中，把“中、庸”看成是至高無上的道德標準，也是他解決一切問題的最高智慧。
而“致中和”，就是“中、庸”的最高境界。
“中、庸”達到了“致中和”，就能成聖人了。
但是，名可秀講“中、庸”，是要給天下讀書人、乃至普通人講出一個能夠達到的道德境界，不是建一座空中樓閣。太高太遠了，只能想象，做不到，那就是虛幻的。名可秀要建的，是大家都能上去的。
當然，上去的層次是有高低的。比較高的層次，如范仲淹、胡瑗、石介、孫復、司馬光、周敦頤、張載這樣的，那就是道德典範了，只有少數人才能達到。下一層次的，如王安石、邵雍、程顥、程頤，也是值得人們學習的誠意正心和心懷大仁的君子。這樣的君子又要多一些，如楊時、尹焞、胡安國、邵伯溫、譙定等人都是。在講經臺上的稷下學者們，雖然學術上有分歧，但在道德修養上，都是值得讀書人學習的——“稷下學者”資格，首先是評德，再評學問，即使學者們在某些道德上有瑕疵，但總體上論，還是堪為人師表的，夫子們也不是完人吶。
這樣從下到上建起層次，都有作代表的道德標範人物，這樣大家修心養性的道德目標就有了，也不覺得崇高遙遠不可及了。
名可秀很形象地將“中、庸”這條修心養性的道德之路比喻成登山的石級：從山腳到山巔，有九十九級。
山巔是大德之人和聖人才能登頂處。賢人可到達山巔之下八十級處。君子可到達六十級以上。一般人也可修道至山腰，登臨四五十級處，從這裡觀山下也是好風景。
名可秀講，登不上山頂不可恥！——不是人人都能做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