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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親戚朋友的影響，有身邊環境的不良影響，有社會風氣的影響，等等，心思齷齪了、髒了，或者歪了。這就必須把它糾正過來，故要修行——修正自己的行為，把它改過來，所以《中庸》說“修道之謂教”。
這個“教”是教育的教。“教”者，古字義是效法的“效”。“效”也是“學”的意思，學習的學，跟著來學，謂之教化。所以修道就是教育的目的。之所以人同一切眾生、一切禽獸、一切生物不同，就是因為人有思想、有教育、有文化，可以把壞的一面修正、改過來。
這就是《中庸》開篇三句話的大義。
知道了天性之後，我們知道什麼是人性。知道了人性之後，我們知道了什麼是道——以人為中心、人道為中心。知道了什麼是道後，我們知道了怎麼去修道——如何去明道而起行的道，就是“修道之謂教”。
名可秀可以說將“天性”和“人性”闡述得很明白了。世界觀也就很清晰了。大家修道德，不是要回歸到嬰兒般乾淨的“天性”狀態——這樣的狀態是視萬物同仁的聖者才能做到，普通人要修的是人道，就是要洗滌後天沾染上的人性中的汙穢，儘量迴歸到人性之初的本善。
簡單的一句話講，就是：少些私慾惡念，多些與人為善。
這對普通人來說，都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要你做聖人，但是要做一個善人。
這有多難呢？
與父母善，然後與兄弟姊妹善，然後與親戚善，與朋友善，與他人善，與國善。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到“為善”，那麼道德社會就可以建成了。
所以，名可秀不講“至善無私”，她講的是“去惡念，與人為善”。能做到前者的是聖人，是德行高潔的賢者，是真正不慕私利的高尚君子——一個國家不能缺少這樣的道德模範。但是，不可能人人做到。而“去惡念，與人為善”，就是普通人也是可以透過修養道德做到的——並不是要你無私。
要求人們沒有一點私心是不可能的，因為不符合人性——人性之初是至善，但不是無私無慾，就比如嬰兒餓了要吃，這就是私，是欲，人性之初就帶著。最重要的是，人性是人的性，不是草木動物的性，“人性”這兩個字本身就帶了“私”。
但是，要求人們做到“不以己私害他人之私”，卻是可以確立的道德目標。就好比人會保命，但大多數普通人不會為了自己保命而去害他人的命——除非對方危及到自己的生命。這就要求人們能夠剋制私慾的泛濫，故稱之修身養性。
名可秀用《中庸》的開篇三句話，確立了儒家修道的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非常重要：
因為承認了人性的私，有私就必然有惡。有惡，就必然要有止惡的手段。這種手段，不可能是僅僅是仁。於是，國家的王道和霸道就同時產生了。治國平天下，要用王道，也要用霸道，這就順理成章了。治國既要“形而上為道”修人心道德，也要“形而下為器”修器利國用，富足百姓生活——因為人有享受的私慾——也就順理成章了。
你不能要求人回到小國寡民的狀態，因為這不合人性。你也不能要求人人都過著穿麻布喝稀粥的儉樸生活啊，因為這不合人性。名可秀道，“儉以養德”，是以儉來養德，儉是修養道德的一種途徑，但不能將“儉”作為人們生活的目的——這就違揹人性了。司馬光的錯誤就在於此——要求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都要節儉，以儉用來減少利益的衝突，以儉用來減少國家對財富的需求，這怎麼可能呢？
名可秀確立的這個世界觀，就包括了進取的意義。因為人性有私，有*，為了滿足*，就必須進步——國家必須越來越富強，百姓必須越來越富足。固步自封怎麼能夠呢？思想封閉怎麼能夠呢？必須更高、更強，所以“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滿殿響起熱烈的掌聲。
學子們手掌都拍痛了，卻覺得還無法抒發心中的激動。
他們以前覺得疑惑的道理，覺得矛盾的道理，覺得無法判斷正確取捨的道理，在名可秀解讀的《中庸》面前，在名可秀確立的世界觀面前，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許多學子都激動地笑起來。
原來這就是人性！
原來這就是“率性而行”，謂之“道”！
名可秀給他們確立了一句話：有私心不可恥，因為這是人性；但不能剋制私心而害他人，這就可恥了，因為失去了“人之初”，失去了人性中最重要的——至善。
所以，不是“存天理，去人慾”，而是“存人性，克私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