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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六，名可秀召開大公黨第一次理事會，選舉並任命理事會下諸職務。
至此，史上第一個政黨才算真正建立起來了。
大公黨的成立對於“名黨”的影響是深刻的——
最大的影響來自於權力的分配方式。以前的“名黨”，權力集中於名可秀一人，名可秀是的“君”，他們是“臣”，名可秀是主，他們是從——他們的權力來自於名可秀的給予，權力的分配是上對下。成立政黨後，權力則於集中於名可秀一人分散到理事會和理事會下諸職，而最高的決策權是在黨議會。雖然因為名可秀無與倫比的威望，她的意志仍然是大公黨的意志，但是，權力的分配方式已經發生變化，不再是上對下，而是平行的——大公黨黨員擁有的“議”和“決”的權力，來自於黨章的規定，而不是名可秀的給予。
“……這個重要的變化用一句話概論，即黨內人人平等之思想。黨章之下，同黨者同志，同志者同行，區別只在於職位的高低，權力的多少，而不是主與從。這是一種權力地位上的平等。初始，這種平等思想只是一種不明確的意識，但當它從萌芽到漸漸明確，並最終成為黨員成員的信仰時，便隨著黨員的政治活動而影響到整個國家權力階層，這就必然而然地推動士大夫階層的權力思想嬗變，從‘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到“與士大夫共有天下”……。這種思想嬗變是對國家權力的‘共有’要求，它從權力形式上要求改變權力來自君主賜予的這種‘不平等’，於是，國家立憲產生了。”
——摘自《論大公黨對華夏政治體制的影響》，著者文天祥（大公黨第十二任司宣，帝國內閣文化及教育大臣），華夏紀年3998年、宋歷340年7月出版。
這一年，是建炎十三年。
大公黨的成立對於此時的大宋帝國而言是默默無聞的，儘管它在後世被史書稱為“國家立憲的奠基”，但是，這一年對於大宋臣民來說，唯一不尋常的是皇帝的駕崩和新君的繼立。
這一年九月十七，在經過兩府全方面的考察後，皇長子趙瑗被立為儲君。
按儲君易名之制，由皇太后代大行皇帝賜名為昚（射n）。
九月十八，新帝登基。
次年，改元大憲。
《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憲為喜樂之意；諡法曰“憲”為“聖善周達、創制垂法、表正萬邦、儀範永昭”——新的年號表徵了這些美好的意義。
但在大公黨內部，這個年號還有著更深刻的意義。
在後世的史書中，趙昚被稱為“元憲皇帝”，相比雄心勃勃的“中興皇帝”趙構，趙昚留名於青史的卻恰恰是他的“無為”。而在歷史功績上，這位“無為”的元憲皇帝，也比稱為中興之主的高宗皇帝有著更高的地位，最重要的功績即在於“憲”。
大憲年號持續了六十二年，這六十二年，史稱“大憲盛治”。
那是一個真正的盛世。
那不僅僅是一個帝國的盛世，更是一個文明的盛世。
而大憲盛世的意義，遠遠不止如此。
或許可以用大憲五十年，在帝國第一屆國家議會上，首任議長名可秀的致詞以概言——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吾等開創了歷史！”
第六卷國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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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盛世
第一章南域華章（一）
大憲二年，才剛進入六月，大宋京城已暑熱如火。
六月初二，一份來自廣西經略司的急報，讓這暑熱如火的天，彷彿潑了油般，“騰”的一下竄燒起來。
就在五月十七，廣西路的邕州（廣西南寧）與交趾毗鄰的永平寨博易場，也就是大宋與交趾邊境的互市榷場，被一股交趾軍偷襲，死傷大宋商民數十人，擄去財貨無數。這一事件是自儂智高叛亂平息後，廣西承平百餘來的首次邊亂，震驚無數軍民。
邕州守臣李易上報廣西經略司，請求出兵，嚴懲交趾，以平邊患，以安民心。廣西經略司接報後立即派遣桂州武安軍增兵邕州，加強邊防；同時急報朝廷，附李易奏摺，請求朝廷出兵討伐交趾。
朝堂接報後震動。訊息傳出，朝野議論沸然。
交趾在秦、漢、東吳、曹魏、晉朝、劉宋、南齊、南梁、隋、唐時代曾為華夏統治屬地，唐末交趾李朝脫離華夏王朝獨立，宋初又接受宋太祖冊封的“交趾郡王”，與宋朝算是半藩屬的關係，但實際上是不朝貢的獨立王國。大宋對屢屢挑動蠻峒禍亂廣西的交趾向有用兵之心，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