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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即陰陽是沒有貴賤的,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之道貴陽賤陰”以及由之衍推的“君陽臣陰,君為臣綱”。如王安石,不信天命論,自然不會認同董仲舒的君為臣綱是天道。而周敦頤的弟子程顥、程頤,卻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綱上進一步詮釋三綱五常是天理,因為二程認為,唯有將三綱天理化,讓人臣不敢篡位,子不敢逆父,妻不敢背夫,才有利於維護天下太平和睦的秩序,實現儒家的治世理想。蘇澹就曾經著文批判程學是忘了儒家先聖的最高理想。
當然程學在大宋儒家中還不是主流思想,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學為主流,新崛起的理學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擁隨者。而且,因為大宋持續了一百六十餘年的“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影響,多數士大夫都是遵奉孔子的“君使臣有禮,臣事君以忠”和孟子的“君臣有義”,將之奉為君臣之道。二程學說始終沒有成為主流,與朝中多數士大夫對其君臣天理說的不以為然不無關係。便如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文彥博、富弼、司馬光,都是反對二程這一學說的,認為必有害於“共治天下”。名可秀對此曾感嘆說,二程先生雖在學術上有大智慧,但比起文、富、司馬三公,卻在政道上少了大智慧。
大宋士大夫們認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即天下非為天子一人之私。當然,這與孔子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最高理想不同,這是指治理天下的“公”。但也有少數激進計程車大夫認為,“君與士大夫共天下”,這個“共”,就是指“共有”,天下應是人君與士大夫共有,人君為首,而士大夫為從。振道社中的成員,可以說大多數都是士大夫中的激進者,縱然初入社時不是激進者,但在長期耳濡目染影響下,也成了“共天下”的擁論者。
而名可秀在立黨之會上,明確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並將黨名立為“大公黨”,就是重舉孔子的“大同”理想。
她在眾人思潮湧動中接著立論,“吾黨之立,當以聖人之‘大同’為最高抱負,此謂之至高綱領;而在家天下之當下,又須立可實現的綱領為百年內奮身之綱,謂之最低綱領,即君與士共天下,以人君為領,士為治,限君權,擴士權,尊禮制、法治與民意。——是否妥當,請諸君議之。”
她的話一停,長桌兩側的人都交頭議論起來。
衛希顏暗中佩服名可秀,將孔子的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化為最高、最低綱領,這與中。共的奮鬥綱領分為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最高綱領當然是實現*,這個始終不變,但最低綱領則根據現實階段而變,最初是反帝、反封建,實現新民主主義,之後變成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然後奔小康——當然不是孔子那個“小康”。如果直接將實現“大同”立為大公黨的奮鬥綱領,就會因為遙不可及而變得虛無飄渺,而為成員懷疑,失去前進的信念。如果只以限制君主權力的“共治共有”為奮鬥綱領,那麼從士權到民權就無法申張,廢除君主世襲、選賢與能的“天下為公”之政就實現不了,最終還是在“家天下”的圈子裡打轉。
至於黨內的成員們信不信“大同”能實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目標總得往高裡確立。就如道家以長生為目標,佛家以修來世為目標,都是遙不可及的。然而正因為有這樣至美好的大目標,真正的信徒才那麼虔誠。
閣內成員經過一陣討論後,這個至高綱領和最低綱領被一致透過。
在議定綱領後,又議黨內結構。名可秀道:“建政黨當如建屋舍,須得有高低結構,樑柱楔門扇各居其位,各承其力,才能搭建得嚴密堅固。政黨之內,一利職責分明,有序不亂;二利獎懲有憑;三利上下激勵;四利職責監督,杜絕任事不為,或專權之行。”
眾人議論後認可。
於是諸成員聚議,初步定下黨內結構:以黨首為總領,其下設副黨首一人,執事四人,司計掌財務,司察掌黨內紀律及監督,司聞掌情報,司宣掌宣傳,掌書記負責文函上傳下達及黨務聯絡,司靖掌內外安全等。
對於各任職者的人選,包括黨首在內,名可秀道:“當選賢與能。”重點在一個“選”字,即定黨內公選制。
衛希顏便提了兩個建議,一是可成立國家黨議會,主要任務就是透過黨首、副黨首和四名執事的提名公選,還要透過國家黨議會的議員名單,以及修改政黨綱領和組織規則;二是在國家黨議會下設常議會,由黨首、副黨首、執事組成,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