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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武后的鐵腕太后給廢了，養成文弱又自律的性子就不奇怪了。
眾人想了想，都覺得有理。
名可秀又道：“觀仁宗處政，寬仁有餘，卻少明斷，無定志。計三十年間，兩府大臣換了四十餘人，都是屢進屢退。有人攻擊其一輒易之，若是互相攻擊便兩罷之。無論人才之黜陟，還是國政之興革，均輒興輒止，不能始終。此即仁宗兢兢於太后之下，養成的心性怯退，無果毅之故。若論處政之毅，不如神宗多矣。”
衛希顏點頭，心道王安石若是仁宗時的宰相，新法哪能持續十幾年，怕也如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一般短命。
便聽名可秀說道：“觀仁宗一朝，對外無重大戰爭，對內亦無重大革新。唯一的慶曆新政，僅歷一年四個月後便宣告中止，蓋因反對勢力龐大，難以推動，但仁宗性格懦弱也是主因之一。
“慶曆新政時，范文正公、富鄭公提出革新十策，以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為三大要，而其失敗主要在於澄清吏治得罪了太多官員。這一點直接影響了後來的熙寧變法，使王荊公為首的新黨繞過了最難的吏治澄清而行新法，但吏治不清，何以變革？執法者便是一群貪官奸吏，使變革成了害民，新法最終還是失敗在吏治上。
“論神宗變法意志之堅，比仁宗強出何止幾倍，然在太后和舊黨勢力的反對下，仍不敢堅持到底。由此可見，將國事繫於人君的意志，無論是仁宗這樣的仁厚之君，還是神宗這樣的勇毅之君，都是不可靠的；至於道宗這等無德好欲的人君，就更不提了。”
她說的這話等於否定了帝王“自身”，無論仁德、勇毅，都不足以成為新政堅如磐石的靠山，使利於國家社稷的革新政令持續下去。
“而建炎新政為何取得成功？”名可秀提高聲音道，“因為時和勢。時者，時局；勢者，勢力。因為吾輩處在一個危亡的時局，必須銳意進取，不能固守不變。故一切不合時宜的都可打破，只要於挽救危亡有利。這就是‘時’。而新政得以成功，還在於有‘勢’力保推行。其推行關鍵之一，在於澄清了吏治。同樣是清除貪腐官吏，嚴明考核，觸及的利益者龐大，但吾輩成功了，依靠的可是皇帝的支援？——恰恰相反，”她語聲錚然道，“皇帝是在兩府和臺諫的堅定下而放棄動搖。可以說，沒有兩府和臺諫的強勢，沒有報紙民意的聲勢，建炎新政絕無可能成功！”
她抬起手，屈指叩桌，一一吐出四個詞，“禮制、報紙、法律、教育！——抑制皇權，這四者缺一不可。”
眾人都流露出沉思的表情。
“何謂禮制？”名可秀詮釋道，“一為仁政，愛民；二為君禮臣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這句君禮臣忠是孔子的話，意思是：君主應按禮來使用臣子，臣子應拿忠來侍奉君主。孔子認為這個“忠”，是以“勿欺”“犯顏直諫”為事君原則的忠，不是愚忠，盲忠，更不是諂上的媚忠，助紂為虐的惡忠。而大宋儒臣們理解更進一步，認為“臣事君以忠”，必得是忠於職守，忠於事功，忠於仁治。
名可秀說的“忠”，又進了一步。
早在振道社成立之初，名重生就對“忠君”做了精闢的論斷，說：“忠者，中心為忠，盡己之謂忠。”意思是，真正的忠，不是忠於哪一人，而是忠於自己內心的道，盡己而為。這得到了振道社同仁的認可。“唯道理為大”，是大宋士大夫的普遍理念，故在真正的儒士心中，忠於道在忠於君之上。
“禮制之三，為祖宗定下的國體和執政之體制。”名可秀繼續道，“其一，與士大夫共冶天下之國體；其二，宰執主政、門下審覆、臺諫監察之政體。——君使臣以禮，亦當遵循此二禮。”
在座都是有政治智慧的，聽到這裡心眼都明亮了。這等於是給限制皇權套上了“禮制”的大道理，君主就該無為，這是祖宗體制，人君若踐踏這個體制，人臣就有正大的理由“不忠”，當然不是造反，廢君卻是可能的。相信任何一個皇帝在有“廢君”之權的威脅下，都不敢任意妄為，掠奪宰執權柄。而只要兩府相權屹立，皇權就一定會被限制。
“但禮制同樣可以被推翻，故不能單恃之，須得有朝外的民意監督。此為第二則，報紙。”名可秀詮釋道，“報紙是清議，也是民意。若天下輿論盛行，無論人君，還是人臣，都得忌憚，不敢妄為。這對君、臣，都是制約。故民意自古為朝廷戒懼。報紙便起了上古華表之用，是民意的申張，絕不可廢，也不可使之掌於一勢力下，必得百花齊放，方不可被人君或人臣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