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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哲宗遂罷此稅。
“但是，天命終究飄渺，難於取信人君，而敢於直書的史官亦為少數，縱可脅迫皇帝從諫、棄惡、揚善一時，也無法使其奉為圭臬而時刻自律。若遇私心之臣秉政，媚上迎合便成主流，少數清流的諫言焉能制約人君？——寄望天命和史官之權，等於寄望人君自律，不足以為依賴！”
名可秀道：“若天命、史官不足為恃，本朝還有體制可言。祖宗之法，立下朝省集議和封駁之制，即為文臣抑制人君亂政之用。但政體可立，也可架空。蓋因臣權依附君權。人臣為保權位，選擇阿附君主，則政出中書、給舍封駁、臺諫彈奏的政體便會形同虛設，概以人君旨意而奉行。”
名可秀說到這裡停了一停，趙鼎便拱手插言道：“士大夫當正心、誠意、修身，以天下為己任，去私慾而為政，則無可懼者，惟道理而行。”
名可秀揚了下眉，沒有說話。
衛希顏接過趙鼎的話道：“儒家講道德修養，蓋因人有私心，所以道德要‘修’，不是天然就有。那些入仕的讀書人，固然有為了治平天下而當官的，但更多的，是為了求權求錢、求美色。若不然，真宗何以親賦勸學詩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來勉勵讀書人勤學應科舉，而不是以‘書中自有聖賢道，書中自有治平言’為詩下詔？可見，真正弘道的君子是少數。若無制度、律法約束，有多少官員能做到清正廉潔？遑論不懼忤逆皇帝，不慮貶謫去位的有多少？”
她見趙鼎軒眉嚅唇的似要爭論，擺手道：“空談道德是沒用的。如蔡京、王黼、童貫、楊戩、梁師成、高俅、白時中、李邦彥之流就是例證。這些人，就是典型的牆頭草，順著皇帝的風向倒。蔡京為什麼能混成新黨？因為道宗崇尚熙寧變法！如果道宗反對變法，蔡京馬上標榜自己是舊黨。這類文官，就是士大夫中的投機者，只要有上位的機會，節操可以無下限，媚主迎合算得了什麼。跟這些人講正心、誠意、修身？還不如對牛彈琴，至少噴個響鼻兒！”
宋藻、陳旉、謝有摧、沈元、陸宸、方顯樸等人心裡吭哧悶笑，與這位國師論儒家君子道德，太不明智了。
趙鼎雖然敢言，卻不是一根筋的犟驢子，當即明智地閉口不爭，靜等名可秀說下去。
☆、政黨之說
“若天命、史官亦不能完全有效抑制皇權，尚有根本之法；即從人君做起。”
名可秀接著說下去道：“從太子幼年起；即教育何為帝王之學；以道德性命之學為本；授以仁心、愛民、節制；養成垂拱而治的無為之君——少令，少燕樂，從諫如流，遷過從善；恭儉寡慾。”
趙鼎及座中計程車大夫官員們都贊同點頭，天子的教育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凡是有學問計程車大夫無不期望自己的思想能影響帝王；尤以大宋計程車大夫為甚——以做皇帝的經筵官；或進資善堂給儲君講學為進身之途。王安石、司馬光、程顥這些經學宗師都是給皇帝、太子講過經學的；而關學的開創人張載平生憾事之一，就是未能有機會入朝做經筵官，向皇帝宣講他的學問理念。如胡安國、朱震、範衝、邵伯溫、尹焞、蘇澹、許景衡這些在朝或在野的學問大家，都先後給趙構講過經學。不過，對於已經成年的皇帝也只能講些道理，要想徹底影響其性格處事那就不容易了——人君還是得從小教育起。胡安國和朱震都有這種深深的感慨。
趙鼎向來是敢說話的，當即接著名可秀的話直言不諱道：“以後的儲君教育，當以仁宗皇帝為範。”
他這話一說，長桌兩側的的絕大多數人都點頭贊同。
仁宗朝的大臣對仁宗皇帝的評價很高，觀仁宗的諡號便可知。對大行皇帝上諡號是大臣的權力，即位的新君不能干涉，而“仁”是儒家對帝王的最高理想，以“仁”為諡號當然是儒臣對皇帝的最高表贊。在仁宗之前，沒有一個帝王能被臣下以“仁”為諡號。大臣論仁宗道：“恭儉愛民，寬厚仁恕，四十二年始終若一。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仁宗之後的多數士大夫和史官也對仁宗朝評價很高，認為仁宗親政的慶曆至嘉祐之治號為太平，為大宋最盛之時，遠過漢代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稱其為“仁宗盛治”；又評贊仁宗朝“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如李迪、王曾、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劉沆、曾公亮、龐籍、唐介、包拯、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這些，都是仁宗有名的賢相或臺諫直臣。故而，之後計程車大夫們都說，仁宗朝是君子湧現最多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