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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
無論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之志，還是為了維護士大夫的權利，他們會竭力向皇帝灌輸“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等意識，歸總起來就是一句話：皇帝必須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可獨。裁和妄自尊大。如，宰相趙普對太祖言：“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直接告訴皇帝不得以皇權亂法。又如，仁宗曾以手詔裁決近臣之罪，而不交付大理寺審判，諫官王贄直言指責：“一切出於聖斷，有傷政體！”再如，樞密使富弼批評神宗：“內外事多陛下親批，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此致亂之道，何太平之敢望！”明白指出，即使皇帝陛下英明，每一件事都處理得當，也是不對的，況且並不能事事正確，必將遺禍致亂。又如，趙佶詔令不經中書，便有御史上書責言：“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
大宋計程車大夫敢以言論行動抑制皇權，與大宋兩條祖制——“與士大夫治天下”、“不殺士大夫及言事者”密切相關，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權力，並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時，讓大宋計程車大夫們自覺肩負著與皇權治天下的責任。這個“治天下”的具體表現，不是士大夫官員承擔著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縣的職權，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獨斷，即：“凡廢置予奪，人君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事中、舍人可以封駁，臺、諫可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可易也。”
所以，名可秀批評君主獨。裁是國家禍亂之源，座中沒有認為她說得不對的——抑制皇權是真正為“士”者的共識。
“但是，何以抑制皇帝的權力？”名可秀接著問道。
“與君權相對者，為臣權。然而擴大臣權以制君權，也可能為禍江山——東晉之後宋齊梁陳四朝更迭，朱溫篡唐之後梁唐晉漢週五代更替，無不是臣權為大，以致篡朝改姓迭起，華夏戰亂不休，民生凋敝，更使胡族坐大為患。”
眾人不由心忖，他們現在走的路就是擴大臣權以制君權。甚至可以說，以他們掌控的軍政權力，加上名可秀掌握的江湖武林勢力和商盟財富，想要顛覆趙宋江山並不是很難的事——而這，恰印證了臣權過大為禍之論。
座中一些幹臣，如丁起、宋藻、謝有摧、沈元、陸宸等人，都曾動過江山易姓的念頭，但他們的委婉進言都被名可秀明確表態，她不會做皇帝，否則就是親自踐踏了“以天下為公”的弘道信仰。
座中其他成員不知這個情由，聞聽她這番話都震了一下，有人失望，卻也有半數人暗中鬆了口氣——雖然名可秀比趙氏皇室任何人都更有德行和能力成為英明的帝王，但謀朝篡位終究是“篡”，不合他們遵守的道德理念，若非萬不得已，他們並不願意跨越這個道德藩籬。
名可秀說出這段話，便等於否決了“篡位改姓”的可能，讓所有因期待而浮動或因疑慮而起伏的心思都定了下來。衛希顏能敏銳地感覺到，閣內的氣場更凝聚了。
“若撇開臣權不論，制約君權可有其他之道？”名可秀接下來又問。
她跟著自答說：“蘇文定公（蘇轍）言，治世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但天之權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助天為治。然人君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猶懼其不能明，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又有史官之權，與天、君之權均。此即以天命和史官之權制約君權。
“一論天命。呂申公（呂公著）為相時，上書真宗道：‘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懿，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常道‘天於人君有告誡之道焉，示之以像’，謂之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之異像，皆為上天對皇帝不端之行的警示，便是藉助天命壓皇權。神宗時，舊黨以天災攻擊新黨變法，王荊公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退居洛陽的富鄭公（富弼）立即上書千言，以天命論駁斥王荊公之言。然則富鄭公真信天命焉？非也！其嘆言：‘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蓋因宣揚天命論，讓皇帝畏天，才能制約君權。
“二論史官之權。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若身有失德，載之史冊，將為萬代譏笑，此為人君之懼。哲宗時，徵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農商皆敝，蘇文忠公（蘇軾）上書諫言：‘百世之下，書之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