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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自然是大宋朝廷選官派遣，而大量的胥吏就不可能是朝廷派遣了；還是得用當地人。
這些胥吏同樣要學“三百千”。
按照安南路的規定；擔任公職的最低要求是會說大宋官話，以及會寫自己的姓氏和簡單的字詞，比如“華夏、中國、宋、安南”這幾個字詞是必須會認會寫的——如驛站的驛卒、衙門的捕吏。教說官話的課本就是“三百千”，當“三百千”能跟著背熟了，官話自然說得圓轉了。而高一級的胥吏，比如衙門的書吏、稅吏等，就不僅要說官話，還要會識字，會默寫“三百千”。
而且，所有的胥吏都要集中起來，由州縣的主官講授大宋國史館編撰的《華夏史》，學完了或抽問考查或書面考核，合格的才能繼續留在位置上，否則解職歸家。
這些胥吏屬於官吏階層中的底層人物，家中多半要靠這份公職餬口，為保住飯碗，便必須接受教化。但接受教化，不等於歸心。甚至有可能因自身利益，或背後有人教唆，暗地裡使絆子。
一般說來，地方上的政務，都是由這些胥吏把持，他們父子相傳，形成了世代胥吏戶，十分熟悉當地的人情世故和欺上瞞下的竅門，讓上面的主官畏懼處理政事，他們有的是手段。當然大多數的越族上官自恃清貴身份不屑於親自處理政務，在職任上主要是遊山玩水，宴飲歌舞，奢侈享樂，拿著下屬的供奉，政務只管簽押。胥吏們就靠著賄賂上官和把持政務的手段，或隱匿戶冊，或擅自加稅，或收附加雜錢，壓榨百姓取利……種種手段，不一而足。現在換了朝廷，換了嚴厲勤政講仁以愛民的主官，以前那些勾當眼見得收斂，損失過往利益，讓胥吏們如何甘心？這些猾吏口中喊著“大宋萬歲”，心裡卻在想著怎麼施展手段，架空上官，或拉上官下水。
這些越國胥吏的手段，宋朝的胥吏也是慣會玩的，而且手段更精到。新生的大宋朝廷已經在十年的吏治整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如何應對猾吏更是有一部厚厚的實務政典。每任進士在選官赴任州縣前都要學習這些實務，包括州縣的田冊戶冊、稅簿賬目怎麼看，錢穀怎麼計算，倉稟實務，捕盜實務，奸吏慣用的欺上瞞下的手法等等，不要求選官們精通，但務求每項都有了解，不至被治下之吏欺瞞、架空。
派到安南路的州縣官員們也當然接受過這樣的實務學習，人人攜著《州縣實務政典》上任，到安南路之後，又在安南行營接受短期學習，對上任之地的人情、風俗、歷史有了解後才上任，對付治下那些積年的胥吏雖不說手到擒來，至少也讓他們心生凜懼，謹慎行事。從中挑出幾個吸食百姓髓肉太狠的胥吏，公開審訊論罪，既得了底層百姓的民心，又殺雞給猴看，懾服其他胥吏收斂手腳，老老實實做事。而且循著那幾個論罪胥吏作惡的線頭，扯出當地的一大望族，審其罪，判其刑，罰其家財補償苦主——這些被迫出面的苦主有底層的小民小戶，也有中戶人家，還有上戶、望族。
這是遵循衛希顏的“安南州縣治略”，對越族上層要打擊、分化，對中層和底層要拉攏歸心，一旦中下層平服了，則安南可定。
畢竟上層階級的影響雖大，但人數卻少。
越國貴族是這個國家的上層，他們佔據了社會最多的財富和資源，因為曾經擁有的權勢和地位，不會像中下層那般容易收心。這些貴族的權勢隨著國家陷落而跌落，但在民間的勢力仍然很大，甚至地方上一個望族的影響超過了當地官府的威望。衛希顏要打擊的就是這些望族——貴族中的大貴族。
越國的國情與大宋不太一樣，大宋的上層階級是士大夫，天下讀書人不論貧富都是“士”，是第一階層，讀書人一旦為官就是“士大夫”；而越國獨立為國後僅僅經歷了吳、丁、黎、李四朝，每個朝代都歷時不長，還沒形成“士”的階層，而是由貴族階級把持朝堂和地方政要。即使仿效宋朝開科取士，也是從貴族階層中選拔，平民能讀得起書的很少，能透過科舉入仕的就更少了。奴隸更不必說，連讀書識字都是要入罪的。這就使文化被貴族階級所壟斷。而且，貴族們佔了越國七成以上的土地，田賦流失嚴重，兼併矛盾隱患深重。無論從哪方面看，衛希顏都必須對貴族動刀。
當然不是揮刀殺光，而是打擊、分化。
越國貴族階級也是分層次的，有大貴族、中等貴族，也有小貴族、落魄貴族。
衛希顏要打擊的，是大貴族。
一個大貴族就是一個望族。一個望族的家底很少有乾淨的，如資本家的原始積累，少不了踩著他人的屍骨和血淚，要想從中挖出些陳年積怨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