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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軍事科技的勝利——它再次印證了先進的熱兵器,對冷兵器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軍事科技是格物科學與軍工應用技術的結合。它是大宋軍事領先、並持續領先的最重要基礎。它是軍隊戰鬥力除了‘人’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超越‘人’的因素——吐蕃戰爭就是例證。
“軍事科技的發展,必將帶來新的戰爭方式。國與國之間的軍力比拼,將日益減少兵員數量上的比拼,而武器的先進性將佔越來越大的比重。我軍必須儘快熟悉、適應這種變化,指揮官們、參謀官們,必須積極思考、創造出適應熱兵器戰爭的戰術、戰鬥方式。
“勝利,屬於先行者!”
可以說,吐蕃戰爭是對槍炮作為戰爭利器的更有力表現,對宋、周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從兩國官方來看,最重要的一個變化就體現對軍器研製和革新的軍費投入大幅增加上。當然除了軍事外,還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影響,不可一言概之。
如果說宋周兩國在吐蕃的軍事戰爭是勢如破竹,那麼兩國佛道二教在吐蕃的傳教“戰爭”就稱得上磕磕絆絆了。
在攻打吐蕃之前的幾年,兩國宗教已經進入吐蕃傳教,大宋這邊進入更早——陳如瑛入雲南就任時,大慈寺和玉局觀就已經進蕃五六年了,至開戰時,在吐蕃傳教已近十年。但是,影響並不大。
兩教的高僧、高道透過辯經會、鬥法會打出了名氣,但是對傳教的助力卻不大。
一是吐蕃佛教、本教利用在本地的影響,大肆宣傳、誣衊中土的佛道二教是偽教、邪教,影響在吐蕃貴族和平民中的形象,這就使去中土佛道寺觀上香、聽佛法道法的人很少。二是吐蕃地廣人稀,道路險阻,交通不便,要依靠在寺觀中開經會、道場來傳道,也很難聚集起百姓——吐蕃的信徒很虔誠,即使山高水險也會跋涉而至,但前提是他們先成為你這個教的信徒。
這就使中土佛道二教的僧道們必須走出去傳教。
但吐蕃除了道路難行外,氣候也不好,不僅晝夜溫差大,而且不同地方的氣候差異也大,這邊旱季,乾燥如沙漠,那邊雨季,暴雨、冰雹、雷暴,甚至有些地方“十里不同天”。外出傳教不僅要與人為的阻撓做鬥爭,還要與自然環境做鬥爭,比起中原傳道,要花更多的時間。
而且,還有語言不通的困難。儘管僧道們入蕃前已經接受過吐蕃語的學習,但要說得流利,熟悉吐蕃當地的俗語,還要用蕃語將傳經故事講得引人入勝,那就不是學會語言,而是要學精了。
一些僧道死在了傳道的路上,一些僧道在困難面前嚇得退縮了。大浪淘沙,道心、佛心堅定的弟子顯現了出來。又有更多的弟子又被本土寺觀送入了吐蕃。吐蕃,成為了這些佛道弟子的苦修地、“試金石”。
由於傳教的種種困難因素,兩教的實際發展是在吐蕃戰爭結束以後——大宋設立昆藏路,大周設立唐藏路。
這裡還有個小插曲。“昆藏路”是衛希顏的提議命名,解說時道,吐蕃的“蕃”有漢民族對異族的歧視之意,不利於統治後的民族團結,故改稱“吐蕃族”為“藏族”,其地則是藏地,藏地西境有崑崙山,在中國神話傳說中是西王母的聖地,故以昆藏為名。周帝看了大宋官報登的路名後沉吟一笑,便也提筆命名“唐藏路”,沿用了“藏”,“唐”則名出於藏北境內的唐古拉山。
因為有了宋周昆藏、唐藏路官府的支援,藏地宗教對中土宗教的阻撓不敢再那麼明目張膽,行動上也收斂了許多。中士二教的法會、道場聚集起的百姓漸漸增多。其中一大群體就是被宋周朝廷廢奴後釋放出的奴隸,因對中土官府心懷感恩,對中土來的宗教便也生出了親近之心。這使中土佛道二教在藏地的信徒日益增長,雖然稱不上發展迅速,但是在步步前進。
之後三十年間,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經歷了十幾次辯經會,各有勝負。而到後來,漢傳佛教漸漸佔了上風。吸收、融合了道儒思想的漢傳佛教在經義上比起還在發展期的藏傳佛教理論上更完善,當漢佛高僧們吃透了藏傳佛教的經義後,犀利的反擊就開始了。
大憲四十七年的佛教辯經,對入藏傳教的漢傳佛教而言,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辯經會。辯經勝利的大宋大慈寺和昭覺寺,取得了入住邏些大昭寺的資格。
大昭寺是松贊干布統一吐蕃後修建,與布達拉宮同為全藏佛教的聖地。在藏傳佛教再興後,大昭寺重新被邏些王朝開啟,寧瑪派、薩迦派、噶當派先後派駐僧侶入寺。而今漢傳佛教得以入駐寺中,意味著漢傳佛教得到了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