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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勢了。
而且，他們還有“幫手”，每三戶都配一戶女真役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幽雲地區的女真戶，被北廷抄戶軍管後分批送到屯田區，其中包括宋軍俘虜的女真兵。
宋朝是個講究仁義道德的王朝，不僅國內禁止平民為奴，而且也不允許將俘虜變為奴隸——至少明面上不允許，暗地裡的私販行為卻很難禁絕——雷動將之斥為讀書人的迂腐，但也不願背個“戰俘為奴”的壞名聲，於是換了個說法，變俘為役工，必須為朝廷服力役十年，當然，朝廷要給工錢——一文、兩文也是錢嘛。
若按雷動的想法，這些覬覦中原的胡族當然是殺了乾淨，但大規模屠殺女真平民必會招致國內士人的詬病，倒不如換一種方式，將他們禁錮在土地上，慢慢磨去這個漁獵民族的野性，圈養出一批農耕之民，穿宋服，說宋話，今後再一步步遷往內地……幾十年上百年之後，這個關外胡族便會徹底融入華夏。
用文明殺人，遠比用刀兵殺人更能摧毀一個民族。
雷動深明此理。
軍屯在幽雲南部很快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但是，緊趕在三四月播栽下去的稻麥，最早也得到七八月才能收割，對大軍口糧來說，遠水解不了近渴。
為此北伐大營又實行“鹽引換糧”之法，即用低於官榷（què）價格的鹽引吸引商人運糧，換取鹽引後可以到清州、滄州、濱州等沿海鹽場提鹽，轉賣後賺取差價。
“鹽引換糧”之法並非雷動首創，事實上北宋邊軍就是採用此法解決部分軍糧的運輸。
這個辦法的好處是能替朝廷節省運軍糧到邊關的成本，同時也避免了官方運糧產生的人為和非人為的損耗。當然，相對應的，商人則會因此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所以“鹽引換糧”必須給出足夠利益才能吸引商人運糧。
當時商人運糧換取鹽引後，兌換的官鹽其實並不夠補償他們運送糧秣的費用，但這些官鹽只是個幌子，可以用來名正言順地處置私鹽——商人從西夏青白鹽池販回的私鹽，比宋朝官鹽便宜得多——擁有一斤鹽的量，往往能賣出十斤去，其中九斤都是私鹽，利潤約有三五成，這才是商人“以鹽換糧”的獲利大頭。
但北宋朝廷對奸商私販青白鹽查禁甚嚴——顧忌党項人獲鹽利過多而強大國力——使奸商手中的西夏私鹽量萎縮，往邊軍運糧的積
極性自然下挫；而朝廷也不肯降低鹽引換糧的比價來提高商人運糧的積極性，是以“以鹽換糧”的政令時廢時行，並未成為長策。
說到底，還是鹽的產量沒上去，讓朝廷不願意在“鹽引換糧”上讓利太多，畢竟，榷鹽是除農稅外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
宋室南北分立後，北廷失去了淮南、兩浙、福建、廣南的鹽區，而鹽利仍然是朝廷看重的主要財政收入之一，因此如何提高現有鹽池鹽灘的產量，並擴建新鹽區成了北廷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建武二年，雷雨荼擢拔濟州通判李迨（dài）為榷鹽務提舉官，在開拓新鹽區的同時，又對鹽場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一是裁撤不良官吏，減少貪汙、盤剝、剋扣之風；二是官府提高對鹽戶額內鹽（必須低價賣給官方的鹽）和額外鹽（額定鹽稅之外的鹽）的收鹽價格，並允許鹽戶留下一成自由販賣——以前鹽戶必然將所有鹽賣給官府榷賣，而且官府收鹽價低至每斤七八文，致使無利可圖的鹽戶“多竄亡，至官府追捕拘繫之，乃肯就役”；三是聚集有經驗的鹽工改良現有製鹽法，每有革新均予以重獎……
這些舉措提高了鹽工的積極性，也促進了製鹽技術的進步，食鹽的產量和質量都提上去了，但提高的產量並沒有榷出，而是被朝廷囤積起來備戰之用。
因故，雷動在幽雲才有底氣施行讓利三四成的“以鹽換糧”法。
商人對利益的嗅覺向來比貓嗅鹹魚還靈敏，立時大大小小的商人都向幽雲之地奔湧而去……不過兩三月，北伐大營就換得了十數萬石軍糧。
與之相應的，商人們手中持有了巨量鹽引，一旦這些全部兌出食鹽投入市場，則鹽價定然下挫，但商人們多數精明，尤其是持有鹽引最多的大商人，眼見行情不妙絕對不會大量出貨，而是囤積起來，直到鹽價回穩；況且，還有很多商人不是鹽商，而是將鹽引倒賣投機，所以實際兌換進入市場的食鹽遠遠少於北伐大營發出的鹽引量。這就使市場鹽價不會下降過大，從而大幅迫降官府正常榷鹽的價格，使朝廷蒙受損失。
而“鹽引換糧”湊足的十幾萬石軍糧已夠宋軍用到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