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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妻子的。但她來自後世的經驗讓她知道,儒學不能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否則儒學必被後世所棄。名可秀對於格物科學的重要性自然是深知的,如何讓形而下的物理與形而上的道達成和諧,正是她在修正學說時必須要考慮的。
經過四年的思考,名可秀在重新詮釋“格物致知”時,借鑑吸納了蔡發的觀點——人心與道心之別上,存在著一個矛盾:人心即求物慾之心,當向物件性的物理世界去求;而道心即求道之心,當向形而上的天道之中去求。
但人無法直接去求取天道,怎麼辦?——蔡發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名可秀從孟子和莊子的學說中得到啟發,認為:天道創造了人,人的生命體現了天道,故可以透過人的生命本質去求天道。這即是孟子說的“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名可秀進一步詮釋道,“人心”與“道心”本來是二個不同的求知方向,人心是向形而下的物理中求,而道心則是向由人道反觀之中的“自明而誠”,從而上達天道。
她在這裡明確地提出,不能將人心和道心混同,到形而下的物理世界中去求道心,這必然會造成人心與道心的鬥爭,從而要求舍人心而求道心,存天理而滅人慾。——這個新的詮解,就清晰了以前的模糊之處,分開了有可能導致的人心與道心的混同,使得理學在這一點上與程學迥然不同了。
名可秀最初定義“理學”,將格物之理放入其中,就是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