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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侵犯上。
在這樣一個對文人最寬仁的朝代，如果它的歷史不中斷，很可能現代司法就是從中國宋朝開始，而不是英國。
衛希顏曾聽妹妹希文提過，在世界司法史的程序中，十二世紀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宋朝和歐洲的英國同時處在了司法傳統的發展和突破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向現代司法轉型的機遇。然而，英國的司法體制進行了“向前躍進”的改革，而中國宋朝卻因蒙古人的入侵中斷了發展，與機遇失之交臂。
如果歷史不中斷，又會如何？
衛希顏對此浮想聯翩，是被名可秀雙眸燦耀的光采打動——天下事，皆在人為！
她不由揚唇一笑。可秀，你若向險峰，我自當為你闢路行前！
衛希顏想起程式的重要性，她記起希文的一句話：嚴守程式未必公正，但破壞程式定然滋生不公正！
後世的司法程式繁瑣，西方的司法體制甚至重程式更勝於事實，衛希顏對此雖有些不以為然，卻認可希文那句話。嚴謹的司法程式未必能保障執法公正，但失去程式就意味著打破規則，滋生更多的腐敗和不公。尤為重要的是，現代司法程式雖然損害效率，甚至導致程式重於事實，其核心本質卻源於對人權的尊重。
在司法公正和民權意識上，衛希顏更重後者！
因為，唯有意識習慣的根深蒂固，才能保障規則的長久；否則，再完善的規則也可能隨著王朝的改朝換代而湮滅於塵土之中！
名可秀對此頗為贊同，由宗法力量的強悍就可看出習慣和傳統的力量。傳統，無法打破，只能以傳統去取代傳統。
兩人幾番商討，決意暫不激起大動盪，先從審案程式入手，引入公訴人和辯護人。
宋代一些有識之人曾指出：士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閱案，多為吏輩訟棍所欺——公訴人的引入將推動國家公訴制的建立，促進司法官員的專業化和專職化。
至於辯護人的引入，意義就更深遠了，有利於推動民權意識的萌生。
這起貢院鬥毆案是一盤棋，既是一步政棋，也是一步法棋。
貢院的案子如名、衛二人所預期般，由於舉子的流血受傷從民事案上升為刑事案，又因為它的特殊背景和敏感性成為朝廷的重案，這樣的案子自然要起用監法御史提案公訴。
這位嚴肅端坐於公堂上的監法御史名洪皓，字光弼，原是秀州的錄事參軍，衛希顏在秀州巡軍時看中他的風骨和嚴謹求實，回京後便推薦進入御史臺，成為聞名史上的首位“檢察官”。
***
當堂下人群猶在暗中揣測這公訴官員時，大理寺卿謝如意的驚堂木又是一拍：“傳被告訟師上堂！”
被告訟師？堂下百姓愣了片刻後，突然譁聲四起。
“肅靜、肅靜！”謝如意連連拍了三下驚堂木，方將公堂外的喧聲壓了下去。
無怪乎眾人這般驚詫，就連謝如意和範宗尹這兩位副審官，在最初聽得國師這個決意時都不由神情僵直。
說起訟師，宋人耳熟能詳。與前朝相比，宋朝的商品經濟發達，導致民間訴訟激增，宋人“好訟”之風興起，與此相應，專門替人寫訴狀、打官司的訟師隊伍也悄然壯大。北宋仁宗年間時，就有了專門的《訟學》，江西和浙江還興起“業觜社”，專門訓練人的訴訟技能，使之口齒伶俐。
訟師職業在大宋逐漸興盛，但這個行當並不是從宋朝興起，向上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鄭國的鄧析是訟師的鼻祖，可見其源遠流長，但即使訟師的興起由來已久，其地位卻很低微，甚至是官府眼中的刁民和攪亂者，訟師的鼻祖鄧析就是被鄭國的當政者視為“擾亂民心的禍首”而慘遭殺害。
官府對訟師絕無好感。對地方官來講，訟師介入會造成大量積案，訟師為取漁翁之利，往往刻意拖延案情，甚至涉案者想終訟時訟師卻誘迫其不歇，貽害官民，可恨已極。為此，官府往往以律條嚴加規範，唐朝就時有地方官對訟師施以笞刑的，宋朝地方官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衙門結案之前，幾乎必先辦訟師。
不僅地方官對訟師憎恨，就連百姓也多對訟師不恥。實因部分訟師品行不端，狡詐多謀，為勝訴而不擇手段，被百姓唾棄為“訟棍”。
由於這些種種的主觀客觀原因，造成訟師地位低下，不但沒有合法性，還受人輕賤，形象大多負面，絕不同於後世的律師風光！
是以，大理寺卿“傳被告訟師”上堂方會引來喧聲四起。誰能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