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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舉的十五科目中隱隱感覺到方技商工等雜學或會被抬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使兩位儒學大家產生了某種不安。
如果任制舉擴大發展下去，或許將會悖亂道統，讓讀書人不再以經義科考為“清貴”，更多去選擇制科出身，甚至走向背離孔孟經學的“歧路”……
這是楊時和羅從彥師徒強烈反對制舉變革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他們兩人的這種擔心並非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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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舉詔令下達後，士子們初始是驚詫疑慮，但回過味來後卻是暗自歡喜多於明面的抨擊。
這起因於朝廷制詔曰：制舉及第，其名載入《進士錄》。
在這道詔令前，“制舉”只所以不被士子們青睞，很大原因在於制舉的及第者雖有著進士名份，卻不能載入《進士錄》。因為《進士錄》是按年份記，而制舉是臨時應詔，不在正常的科舉年，所以對及第者不作專門錄冊。
但讀書人對科舉趨之若鶩，除了圖做官的地位利益外，更渴望的是留名千古、光宗耀祖，而《進士錄》就是留名千古的一個機會，是以一般士子除非考貢舉沒了希望，否則不會舍貢舉而去應“制科”。
就以蘇軾、蘇轍兄弟倆言，當年苦讀的目標也是奔著進士科而去，兩人在仁宗嘉祐二年同時高中進士科併入《進士錄》，卻因母親突然病逝，不得不回蜀服喪而錯過了進士授官，當服喪完恰遇仁宗詔開制舉，兄弟倆遂應詔報考其中的“直言極諫科”，在中進士後再考制科當屬更上一層樓。
二蘇若非中進士科在前，以兄弟倆的志向才華，斷不會舍進士科而考制舉這類“恩科”。二蘇尚以進士科為重，更遑論一般士子？
但南廷的改革卻將制舉納入了常科，即與貢舉一樣，三年為一大考。
如此，制舉成為常科，則制舉出身與貢舉出身一致，都將載入《進士錄》，留名千古。
這相當於在貢舉外又給讀書人開闢了一條金光大道。由於貢舉的進士科和明經科競爭皆極其激烈，可以想見，更多計程車子寧願選擇相對不激烈的制科。這也正是楊時和羅從彥所擔心的。
然而，對士子們來講，擺在眼前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東西。是以，儘管儒學大家們擔憂並反對，躍躍欲試奔赴臨安的讀書人卻是一波接著一波。
當然，對於多數士子來講，新制舉的十五科目中，有一些科目——如“商科”、“水利土建科”、“農科”、“算科”等——他們多是白眼相向，但對“直言極諫科”、“博通籍典科”、“才識兼茂體用科”這類科目卻青眼相加——士子選報的也多是這幾科目。
由這幾科目及第，可望進入臺諫、秘書閣、弘文館、太學等官署，所授的職官與將作監、少府監、都水監、司農寺這類“濁官系統”相比，那可是正經的“清官”出身——自然被這些自謂“清貴”的儒生們青睞。抱持此心計程車人如過江之鯽般湧向京城。
於是，在南廷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景況，一邊是儒學大家上書朝廷的反對抨擊聲浪，一邊卻是各地儒生士子湧向京城報考的狂潮。
最初，丁起在擔心制舉變革遇阻時，名可秀卻如智珠在握，淡雅笑道：“讀書人十年寒窗苦讀，求的就是一朝高中名聞天下；但王荊公變法廢止科考，以太學的上中下三舍法取代，其後蔡京又推出學選法代科舉，不知被多少士子扼腕詬病……如今我朝重開科舉，這就是天降甘霖，雖說首推制舉，但變革並未損士子之利，反而給了一條仕途大道。如此機會，又有幾個讀書人能忍得住不動心？”
“……擎升，這就是造勢，勢成潮流便無可阻擋！為政者只要把持住利益的多數群體，縱然前方有反對聲浪，也阻不住大勢所趨！”
名可秀眸色幽深。
孔子的學說經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後，成為“儒”，而墨子的學說則被迫遠離廟堂，一支流於江湖成為“俠”，一支流於民間成為“技”。宋室以儒學治國，江湖不容於朝廷，明面看起來是文官階層忌憚江湖人任俠不服法令，但從根子裡去挖，何嘗不是居於正朔地位的儒學對墨家的排斥？
她的心志，不僅僅只在於一場科舉的變革！她想撼動的，是自漢以來就以儒學為獨尊的大一統思想！
這份深藏的心思，或許僅有衛希顏能揣摸得一二。
楊時和羅從彥等人自然不知曉朝局的背後有這麼一位“隱主”在遙控，更不知道制舉變革的深處竟然隱藏著這般驚悚撼世的心思，但隨著湧向京城的報考人潮越來越猛，儒學大家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