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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取出宋之意的奏疏遞給丁起，“這是禮部關於科考和太學的變革意見。科舉要開，但科舉上來的進士先放到太學去，學習一年後再入各部署司監熟習實務，一年後考績按專長授予職官差遣……”
丁起對科舉也早有想法，將數萬字的奏疏細細看完，又在心下琢磨一陣，說道：“宋大人的奏本確為良策，唯施行方面需得謹慎。”
他斟酌著表述的詞句，“我大宋朝仿唐制開貢舉已歷二百餘年，由貢舉入仕計程車子不下萬人，臺閣顯宦多出於進士、明經兩科，新科考減少錄士人數，又有實習期限和考績限制，對士子影響極大，需得慢慢鋪陳，避免引起激烈反對，動搖朝局穩定。”
名可秀端起茶盞子，抿了一口，笑道：“你這是老成持重之言，為相者當如是。”
她放下茶盞，“所以，貢舉先不動，我們從制科開始。”
“制科？您的意思是……”
名可秀明眸閃輝：“先不觸動士子的貢舉利益，但改革制科，增加應試科目和取士人數，朝野縱有反響，因士子既得利益未被觸動，這些反對意見便成不了氣候！”
“是！”
丁起可以想見，那有雜學之稱的“特科”被大張旗鼓地端上臺面，將會引發的一場滔天駭浪，至少他現在就可想象龜山先生楊時白鬚抖動的怒憤之態。
無由地，心尖一道熱燙滾過。
人生若無挑戰，豈不寂寞如雪？
年輕的宰相躬身告退，微笑步出正心堂。
閣樓外，恰是紅楓如火。
***
建炎元年十一月仲冬，朝廷一道制詔引發軒然大波。
南廷首期制科開創了幾個前所未有。
——其一，制舉科目涉及農工商礦等十五類，名目之細之多為歷朝不具；其二，取消報考需官員推薦的限定，只要是在大宋朝落籍的國民，不論身份資格，只要不是在押罪犯，均可報名，包括商人、匠戶；其三，制科入仕者，名載《進士錄》，其待遇升遷與進士科同……
初起詔出，按制當送往門下省稽核，被給事中駁回，道“不合祖制”。
丁起早料到通詔不會順利，於是遣吏約來給事中的長官朱敦儒到都堂議事。
朱敦儒出身於洛陽朱家，因志行高潔且博學多文，雖未入仕在朝野的名望卻甚高。靖康時趙桓召他入京師，欲授以國子祭酒的官職，朱敦儒卻道：“麋鹿之性，自樂閒曠，爵祿非所願也。”辭詔回洛陽。此事傳開後，洛陽朱希真不慕仕途的高潔品性更得朝野讚譽。
名可秀曾道：“朱希真此人以清高自許，他不出仕是不屑於白時中、李邦彥同朝為官，雖說有些孤高，但聲望倒可一用。”
南廷初立，趙構三次詔請朱敦儒到臨安，朱敦儒均辭詔不至。其後，丁起去了封言辭懇切的長信，這位洛陽賢士被丁相公信中的一句“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之語打動，遂南下赴任。
因朱郭儒的聲望，原在南北廷間觀望躊躇的一些名士也先後出仕南廷，如有“湖湘儒學第一人”之稱的胡安國、被稱為“三範修史”的史學名家範衝、又有“黃魯直（黃庭堅）之後，吟詩當看陳簡齋”的詩歌大才子陳與義，以及儒學名家朱震、名流才子汪藻、程俱、張嵲等等……
但朱敦儒位居門下省都給事中之職，也給丁起行事帶來了一些不便。
都給事中下屬六部的給事中，掌持詔令的封駁之權，無論是政事堂的敕令，還是皇帝的詔書，均要經門下省稽核。朱敦儒又是個只看事不看人的主，但覺有疑義，必是封駁打回。丁起為得政令通行，不知在這位認理不認人的都給事中面前費了多少口水。
這般來回，自然損了效率。宰相大人在楓閣時也不免生出幾句抱怨。
他曾提議用名花流的人替下朱敦儒。同奉一個主君，自然更好說話。
名可秀卻不允。
“以鄭彀之才代朱希真不是不可以，但我等不是神人，為政雖是出自公心，又焉知每政出來必是良策？”
“我們需要一個反對者，這人要品行高潔、不附朋黨，他的意見未必每次都正確，但這些異議可以警醒我等行事，避免發生一葉障目的錯誤。”
也如一道緊箍咒，讓宰相不能濫行權力。
丁起在為名可秀胸襟廣闊欽服的同時，也暗中生出凜然，自此再不提更換都給事中之議。
幸而朱敦儒確如名可秀所言，是個清高的君子，卻也不迂腐。
他曾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