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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揪出些可生歧義的地方，抓住後便予以鋒利回駁。
第一篇回擊的文章很快從廣州快遞到《西湖時報》。那一日，京城的暴雨似乎在轟隆幾聲響後下得更猛，如一顆霹靂彈投入，炸翻了酒樓瓦肆一干人等。
文中以孔子的弟子“子貢”為例，道：“昔日孔聖未曾輕商，今有自謂儒學正宗者，卻視商人為賤鄙，豈敢言孔門正宗乎？”
這位被拉出來作商人表率的子貢兄，那可是儒生們耳熟能詳的人物。
這位被稱為“孔門十哲”之一的子貢，名端木賜，擅長經商，孔子曾贊他“貨殖屢中”；讓商人與有榮焉的是，這位堪稱經商奇才的子貢也極擅政事，曾經出任魯、衛二國之相，孔子贊他為“瑚璉之器”。這瑚璉是殷商時期擺於宗廟的貴重祭器，常喻有立朝執政之才的人，孔子以此譽子貢，可見這端木賜的能耐。商人們自然要拿他來說事。
商籍考生看之稱快。那一日，這些聚在臨安茶坊酒肆的考生們連說話聲都提了一個嗓門，中氣十足。
其後，又有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連續不斷的回駁文章從臨安、泉州、明州、揚州等海商密集的城市發出，競相刊登於各大報紙，與楊時、羅從彥的觀點針鋒相對。
隨後，內陸的豪商們也先後行動，又以蜀商的反應為烈。仁宗朝時就有授任成都府的官員奏報朝廷說：“蜀商多驕悍！”
蜀商發《巴蜀時論》上的回駁尖刻，《西湖時報》專門轉了幾篇，其中一篇道：“商人言利尚在明處，儒生言必稱仁義，可知有多少蠅營狗苟在暗處？”
又有從東京遷到杭州的鉅商翻出靖康禍難後的醜事，由幕友捉刀發在《西湖時報》上，“儒生皆道商人重利輕義，然國家顛覆之時，士大夫不聞死節，前有降虜為帝的張邦昌，後有朝官王及之私取宮器販市、餘大均誘取宮嬪為妾——如此士夫，重利乎？重義乎？”
孫俊明指使府中幕友毫不客氣寫道：“儒者未必盡義，商者未必皆利！”
類似這般精闢又尖刻的駁論難以列舉，眾商家子弟讀來不由大呼痛快，一掃幾日前的惶惶頹喪，談笑間揚眉吐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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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自漢代獨尊儒術後，何曾遭受過這般針對儒者的攻擊，更何況是來自於儒生們向來鄙薄的商人階層？這般有組織、有規模的反擊，不僅儒子考生們看呆了，就連一些士大夫官員也懵了一陣。
楊時等人憤怒了，歷朝文人間雖有論戰爭鬥，但辯來辯去爭的都是儒學正統，脫不了一個“儒”字，今時卻是被儒林之外的商民駁斥，豈得罷手？
於是，這場看不見刀鋒的儒商之戰，迅速擴散蔓延開去，並形成以京城為核心，分兩浙、湖湘、巴蜀、東南四大戰區的“報端論戰”，彼此間又相互聲援影響，結成一片熊熊之勢，幾讓人懷疑這暮春時節已入盛夏。
在名可秀有心引導下，這場論戰漸漸從商人應詔的爭論演變到 “義利之爭”。從《西湖時報》到《湖湘時報》，從《廣南時事》到《巴蜀時論》……文人的筆椽舌戰充斥在報端，又喧議於肆坊，一時鬧得轟轟烈烈。
等儒學大家們醒過味來，意識到偏離了批駁主題時，南廷制舉已正式開考。
那是三月二十九日。
貢院衝突
制舉開考，似乎一切爭論已經塵埃落定。
然而，事情並沒有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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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舉按科目試，分舉試（初試）、進試（複試）和殿試，均在京城舉行。
如按貢舉慣例，初試為州試，應在地方州府舉行，州試後才是入京的複試，稱為省試。從以前的制舉來看，因應詔人數少，所以考生也多半不在地方考試，而是直接進京應考，在秘書閣閣試後即由皇帝殿試策問，流程相對簡單。
但新制舉實施後，由於應考人數激增過萬，禮部便提出按貢舉慣例辦：先州試取解後再入京省試。
這個提議卻被名可秀否決。
“新制舉十五科目，涉及農、商、工、天文、地理等諸方面，州府可有合適考官？”
她話中這“合適”二字，大有文章。
制舉改革後“雜學”科目居多，熟悉貢舉的州官未必通曉這些科目，或者不屑於通曉，在評選時就難免指鹿為馬，或僅憑印象取人，達不到選才目的。
這是名可秀一方面的顧慮，另一方面，她預料到制舉詔令頒佈後必會引起強烈爭端，在這種情況下，若先由州府取解，無法避
